淇浚两县，一衣带水，同属一市，河东河西，经济来往，婚嫁联姻，情同手足，携手发展。但是在历史上，由于封建官僚的地方保护主义，曾有一段时间两县以邻为壑，相互掣肘，关系相当紧张。

    明永乐至弘治年间，浚县出了一个官高位尊的人物，名字叫王越，字世昌，景泰二年(1451)中进士，在京城当过兵部尚书。此人文韬武略，才华出众，曾统领大同及延绥甘宁军务，三次率兵出塞，收复河套地区，身经十余战，出奇制胜，动有成算，奖拔士类，笼络豪杰，人乐为用。他还写一手好诗文，著有《王襄敏集》共三卷，其风格豪放苍凉，反映激越悲壮的河朔风光及情调。

    但史学界对王越的个人品质却颇有微词。首先是他投靠巴结权阉奸臣汪直，作了一些陷害忠良的坏事。其次，他有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当时他与汪直在朝中横行，搞得怨声载道，却没人敢向皇帝奏本告状，最终还是专为皇帝唱戏逗乐的小中官阿丑，趁为皇上表演之机，编排戏剧影射汪直、王越，才使得皇帝看清汪、王为人，传旨将二人降职。

    王越当权的时候，为了在家乡炫耀自己，收买人心，出了许多馊主意。相传浚县城西关卫河上修建云溪桥时，王越曾授意要“高高的，小小的”，即把桥修得高一些，但桥洞要低小。当时卫河商船直通天津，桥洞低些，过往商船就无法直接通过，必须在桥这边御下货物，搬到桥另一边再重新装船，当地人可挣些装卸搬运费。到晚年，王越又仗势将原属淇县的庆丰、德化、纯化、统歌、集贤、修仁、永清、明德等位于淇河东的八社割划给浚县。对此，数代淇县人一直耿耿于怀，清顺治《淇县志》乾隆《卫辉府志》均记有此事。相传王越还定下“淇河浚地”的规定，即淇河作为淇浚界河，河底归浚县所有。因此，旧时河东（浚县）唱戏，戏中的王越是红脸扮相，河西（淇县）唱戏，王越就被抹成白脸。

    无独有偶，明末，淇县出了个孙徵兰，同样是文武全才，也同样有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相传他一次忽然觉得眼跳耳鸣，掐指一算，原来是太行山出了一条青龙，正从地下向淇河以东拱去。如果这条龙拱过河，浚县就要出三斗芝麻五斗米那么多的官儿。他怕浚县出官，压住他在朝中的权势，就采取了一种“破法”：在淇河岸河口村东修“青龙阁”，压住青龙。修青龙阁需要大量石头，而河口村地处平原，缺少石材，为了抢在青龙过河前修好青龙阁，孙徵兰四处张贴告示，高价收购石磙，声称一斤石磙换一斤小米。短短几天，几十里以内的石磙都被老百姓送了来。结果孙老官用的是木梁做的大秤，石磙一过称，大的半斤，小的才四两，百姓叫苦不迭。尽管如此，用石磙垒成的青龙阁仍然稍微晚了一点，两条龙须已经拱过淇河。于是浚县卫贤集上仍然出了郝御史、孟都堂两个大官。

    由于封建官僚争权夺利，挑拨唆使，淇河两岸关系常常出现危机，遇到修路架桥，筑坝补岸，抗旱取水等敏感问题，往往发生争执，甚至出现打架、械斗。相传淇县群众曾纠结起来，去浚县赶会，住到老奶庙里，白吃白喝，声称碧霞宫供奉的老奶奶娘家是淇县骑河黄庄的，“娘家人”来了，理当接受礼遇款待。浚县人受不了了，就也纠结团伙，抬着老奶木像来淇县骑河黄庄“回姥姥家”。

    随着时代发展，两岸人民才越来越意识到封闭自守、相互敌视，对谁都没有好处，危害无穷。两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放开眼界，携手共进。在全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潮中，狭隘的地域观念更被抛到九霄云外。为了社会发展，要引进外资，买卖做到了国外，还谈什么两岸纷争!两县同时被省政府宣布为“历史文化名城”；淇县的畜牧业发展排列全省第一，浚县的粮食生产全省名列前茅；淇县发展基础骨干工业，声名大震，浚县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一条淇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两县人民也象奔流不息的淇河水，向着光明的未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