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孙徵兰题写的“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任由后人评说

      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淇县北阳镇南阳村出了两个名噪一时的显赫人物孙徵兰和孙振仍。孙徵兰于1622年中取进士后官拜监察御史，崇祯后期任四川布政使司参政。他号称睡仙，为官刚正，被淇县人尊称为“孙老官”。传说他任监察御史期间曾冒险将罪大恶极的崇祯皇帝的老丈人推上了断头台。

　　孙振仍，孙徵兰胞弟之孙，曾任西安和大同两府守备，在清朝平息吴三桂叛乱中自告奋勇，扫荡南疆，“大河南北声名啧啧”。2006年10月，在南水北调工程淇县段文物发掘中，这位葬于300多年前的“皇清敕授明威将军”得以“重见天日”。

　　明末清初的御史“孙老官”在淇县至今尽人皆知，这个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出生在淇县北阳镇南阳村的“灵童”本名孙徵兰，号称睡仙。孙徵兰年少时聪明好学，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夺取魁位举人，天启二年赴京参加殿试，以第二名的成绩中取进士，后官拜监察御史，“侍殿陛”，恭助朝廷议定国事。淇县人说他是皇帝的“秘书长”，称他为“转本御史”（向皇帝转交奏折的官）。到了崇祯时期，孙徵兰先后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和四川布政使司参政，他“振旅以律，在邛州峨眉开疆一百余里”。明朝天启至崇祯年间，孙徵兰的人生一步步走向辉煌。到了崇祯王朝后期，李自成进京，清兵入关，孙徵兰的命运在社会大动乱中跌入低谷，这个能文能武的明末僚臣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满怀忧伤地遁回故里。

　　在淇县北阳镇南阳村向西10余公里处有座三面绝壁的山头名曰孙家寨，寨上有一处崇祯年间的摩崖，上有“睡仙孙徵兰”题写的“印月峰”三个大字。孙徵兰以“睡仙”自称，表达出了对时政的不满和自身落魄境遇的忧愤之情。从“印月”二字可看出他反清复明的思想意志。传说，孙徵兰当年不甘心明朝的灭亡，他回到淇县并没有在南阳村生活，而是躲进山里的孙家寨，并在这里操练兵士，以图反清复明。

　　孙徵兰胞弟的孙子孙振仍乃清初一代武将，他身材魁梧，力大无比，成为康熙年间的一名武进士。由于孙振仍在平息以平西王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中立了大功，“补陕西西安府抚标右营守备”，又“陛补山西大同府怀仁营守备”，并被“皇清敕授明威将军”。

　　11月15日，记者在淇县采访时了解到，与御史孙徵兰相比，淇县人从前对明威将军孙振仍的故事知之不多，在去年10月南水北调工程文物发掘中发现孙振仍墓之前，就连南阳村的孙氏后裔们都不清楚孙振仍死后葬在何地。这座清代将军墓的发掘曾经轰动一时，大批珍贵文物得以面世。墓志详细记述了孙振仍的家世和生平事迹，为研究淇县清代历史提供了实物佐证。 　　

　　故都碑留下待解之谜

　　孙徵兰晚年弃官回到故里淇县，《淇县志》说他生前“政绩、军治、文采卓越”。淇县文物旅游局的黄强向记者介绍，孙徵兰文武双全，回归淇县后痴迷于书法和联诗，淇县的许多深山峭壁和古寺名刹都留下了他亲笔题写的摩崖、碑刻和楹联，这些遗存均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因而被后人誉为“书林之秀”。尤其是他题写的“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文，为后人留下了思索和考证的空间。

　　“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于清顺治初期始立于淇县县城南关通往京城的大道边，后来移至淇县摘星台公园内。此碑高约一丈，宽近一米，由孙徵兰偕族人联络淇县县令、县丞和典史共同立石。碑体正文大字为“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左侧为“赐进士第福建道监察御史邑人睡仙孙徵兰”。在碑前，随行采访的黄强说，碑文中一看便知是说古都朝歌为殷末故都，关键是 “六七贤圣君”指的都是谁，这里的学问可就大了！为什么孙徵兰要用“六七”这个概数呢？多年来，学者们对此的解释不一而足。

　　辞书中说，“贤”指的是有德有能的人；“圣”是指品格高尚且有智慧的人，也是臣民对帝王和君主的称谓；“君”是指古代帝王和地位很高的人。因此有人认为，殷商时期有殷契、成汤、太甲、太戊、祖乙、盘庚、武丁七位明君，孙徵兰所说的贤圣君便是这七人。可是这七人中大多数都是殷商建都朝歌之前的君主，显然不是孙徵兰所指的朝歌的贤圣君。        

　　另一种说法是，殷纣王帝辛继位时面对国力衰落的残局，励精图治，推行改革，又平定东夷，开拓淮河和长江流域，为中华民族的统一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统一神州始此人”之说，也有人赞曰：“殷纣王的江山，铁桶一般。”因此认为，孙徵兰所说的“六七贤圣君”除了成汤、太甲、太戊、祖乙、盘庚、武丁六位明君外，应该算上纣王帝辛。只是千百年来人们受《封神演义》丑化纣王的影响太深，致使纣王在大家心目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一代暴君的印象，让孙徵兰不能秉笔直书，不得不刻意用了“六七”这个概数，意为不算纣王即为“六”，算上纣王便是“七”，由此埋下伏笔，留给后人破解。但是，这七人中仅有武丁和帝辛两人以朝歌为都，与碑文中的“故都”也不相符。        

　　于是又有人说，“六七贤圣君”除了武丁、武乙、帝乙、帝辛外，其他三位指的是殷朝的宗室圣贤，即箕子、微子和比干。然而，这三位殷室虽为世人公认的“三仁”，但是对照孙徵兰在淇县灵山石壁上题写的摩崖诗可见，这一说法也未免牵强。这首摩崖诗写有“三仁六七圣贤，灵杰千古同嘉”，明确告诉人们，箕子、微子和比干这“三仁”不在“六七贤圣君”之内。

　　除此之外，还有人对“六七贤圣君”提出了“四帝三君”等其他不同的说法。从上述各种说法中不难看出，尽管殷商帝国最终葬送在了纣王帝辛的手里，淇县人对纣王“力拽九牛”的气魄和他统一中原、开拓东南疆域的功绩还是念念不忘的。当年的孙徵兰不明说殷朝故都朝歌到底有六位还是七位贤圣君，恐怕也是顾及到了帝辛这位殷末帝王。 　　

　　明朝遗老的思“明”之心 　　

　　孙徵兰生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卒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这位明末朝廷命官晚年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随着王朝更替，这位明朝遗老虽归隐故里，却又时时沉湎于对明王朝的追思之中。

　　黄强告诉记者，县城西边有一座拔地而起的大石峰名曰孙家寨，上面有处摩崖，上刻 “印月峰”三个苍劲的大字，落款为“睡仙孙徵兰书”。相传，当年孙徵兰因是明朝命官，清朝政权建立后他为躲避追捕，并未在南阳村的家里居住，而是潜入山中隐居了一段时间，人们称这座山头为孙家寨。孙徵兰在山寨摩崖上题写的“印月峰”三字，隐晦而含蓄地表达了他对明王朝的情感，一个发人深省的“印”字说明，明亮的月光不仅照在了石壁上，更深深地印在了孙徵兰的心里，他没有直接写“明”，而是巧妙地用“印月”来体现“明”。

　　像上述这样表达孙徵兰“身在清而心在明”的摩崖和题词在淇县还有多处。比如，他在淇县武公祠东南崖上刻有一联：“圣从川湄千秋睿，德就山磨万古明”。这里的“明”字与明末抗清勇士夏完淳的“明月入兮夜在天，夫君悠悠兮何时还”中的“明”有着相同的意境，都隐含了深切的恋“明”之情。再有，孙徵兰在云梦山石崖上题写的“天开道眼，山透玄心”等，无不表达出他的思“明”之心。结合孙徵兰的身世细细品味，这位明朝遗老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孙老官”的故事

　　“孙老官”这个名字是淇县人对孙徵兰的尊称，他是淇县家喻户晓的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故事一代代流传下来，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传说当年崇祯皇帝正处在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非常时期，西宫娘娘的父亲犯上作乱，试图乘机篡位。朝中诸位大臣早就看穿了这个老国丈的野心，可是碍于他贵为国丈，谁也不敢就此向崇祯皇帝奏本，大家就力推刚正不阿的孙老官面奏皇上。孙老官不负众望，获得皇上批准除掉这个国丈。到了开斩的这天，大臣们担心西宫娘娘出来作梗，都建议孙老官提前行刑，孙老官采纳建议，不到午时三刻就提前把老国丈给斩了。当西宫娘娘赶到刑场要救父亲时发现老国丈已被孙老官斩首，于是她面见皇上，指控孙老官违抗旨意不到午时三刻就开斩，要皇上拿孙老官问罪。这边，孙老官深知自己违犯了律条，早已带着随从逃离了京城躲藏起来。不久，朝中众位大臣在皇上面前力保孙老官，皇上念他忠心为国，准许他回京继续为官。

　　还有个故事说的是孙老官在淇县修建玉皇阁的事儿。玉皇阁的建造与早年间的兵部尚书、浚县人王越有很大关系，王越在京城为官时玩弄出“淇河浚地”的把戏，把淇河河面划给淇县，河底划归浚县，结果让淇县吃了大亏。等到孙老官进京做了大官后也像王越一样暴露出狭隘的地方保护思想，他一心要在各方面压制浚县。传说孙老官精通阴阳八卦，能掐会算，这年的大年初一，孙老官梦见了与淇县一河之隔的浚县又要出像王越那样的大官儿。孙老官醒来便坐卧不安，他想果真如此的话，到时候浚县势必又要压倒淇县。于是，他决定赶在二月二“龙抬头”之前在淇河边的淇县河口村修建“镇物”，把通往浚县的龙脉压在淇县境内。“镇物”建好后孙老官为其取名为玉皇阁。由于工期前后仅有一个月的时间，玉皇阁赶在二月初二才完工，这时龙已开始抬头，龙脉未被完全镇住，让一部分龙脉从淇县顺着淇河拱到了浚县。所以，后来浚县的卫贤集上还是出了御史赫瀛和都堂孟楠这两个大官儿。 　

　　将军墓里金光闪烁 　　

　　孙徵兰显赫一时，他的堂孙孙振仍也是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去年10月考古人员在南水北调工程淇县段发掘出一座清代早期的将军夫妻合葬墓，出土金头饰、金耳坠、银发卡、银簪、玉簪、宝石官帽饰、铜镜、墓志等一批珍贵文物。墓志记载，该墓的主人为孙振仍，字麟公，生于清顺治二年，卒于康熙三十八年，享年54岁，生前任陕西西安府守备，曾被“皇清敕授明威将军”，死后与两名妻子合葬。

明威将军孙振仍墓经考古发掘后，孙氏后人为其另立的墓碑

　　参与发掘工作的淇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王小运介绍说，南水北调工程考古中发掘出的孙振仍墓，位于淇县北阳镇大马庄村西北地，墓地无坟冢，墓室距地表约3米，墓穴3米见方。墓内一穴三棺，中间为孙振仍，两边是他的两位妻子。墓中共发现珍贵文物60余件，其中在孙振仍的大夫人棺中出土的金头饰尤其珍贵，极为罕见，出土时金光闪闪，鲜亮夺目。这件金头饰呈圆形，直径12.5厘米，中间微微凸起，正面纹饰为“喜鹊登梅”，图案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大夫人棺中还出土一对呈石榴形的金耳坠，同样金光耀眼。在孙振仍的棺中出土的武官帽饰也极为珍贵，帽饰为银质，上面镶有蓝宝石。他的二夫人配有银头饰。另外，墓中还出土了三面铜镜以及铜钱和瓷器等文物。

　　孙振仍墓志为青石制成，近似方形，长81厘米，宽78.5厘米，出土时志盖和志身扣合在一起。墓志书体为漂亮的篆书和规整的小楷，具有很高的书法研究价值。墓志详细记录了孙振仍的家世，以及他平定吴三桂、“皇清敕授明威将军”等生平事迹，落款为“康熙四十三年”，说明这座将军墓距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

　　王小运说，孙振仍墓中出土的金银头饰非常精美，应当列为国家文物一级品，特别是那件金头饰经鉴定后可能会被评为特等品。出土的墓志价值也很高，对研究淇县明清的历史很有帮助。 
      来源:2007－11－28淇滨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