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13 朱彦民  天下黎商创新发展研究会

朱彦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内容提要：

提起儒，自然会想起“君子固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题来；说到商，“无奸不商”之类的贬语就会脱口而出，似乎儒与商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实不然，早在春秋时代，当儒学刚破土而出时，就与商结下了不解之缘，驰名大江南北的国际巨商子贡，就是孔子门下第一代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

  中国传统的儒商在经商实践中贯穿儒学理念，从春秋时期“富而好行其德”的陶朱公范蠡，到后来的晋商、徽商等商帮组织，以至现当代的陈嘉庚、邵逸夫、田家炳、汤恩佳等大企业家，无一不在商业界留下佳话，成为儒商文化的杰出代表。追溯儒商的渊源，其发轫者当推儒学初创伊始亲聆孔子耳提面命多年的杰出弟子子贡，子贡成为当之无愧的儒商鼻祖。子贡的儒商思想对于重塑现代商业精神和当代企业家经营有指导借鉴意义。

    关键词：儒商，子贡，商业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和“商”这两个职业或者说身份，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一方面，“儒”是秉承儒家学说的文士，其天职在于求修身齐家，治国安邦之道；而另一方面，“商”就是从事货物买卖之人，其本性在于求利求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重义轻利、成贤成圣为价值追求，故而尊儒而贱商，甚至在长时期的国家政策中，都是重农轻商的，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这些无不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也就是说，儒和商，一个讲赚钱，一个讲仁义，似乎是两个极端，水火不容。真要把两者合为一体，非能者不能当之。因为我的老家河南浚县（古称黎阳）是端木子贡故里（子贡被封黎阳侯），所以很早就注意搜集子贡的资料，撰写并发表了《乐道何须固守贫——论子贡其人》，前几年还在老家浚县参与发起召开了“全国首届子贡文化高峰论坛”，近来还多次受到邀请作《孔门高足，儒商鼻祖——子贡传奇人生与儒商之道》专题学术讲座。论文和讲座主要是在揭示：子贡头脑聪慧、辩才无碍、才能卓绝、尊师重道，是孔门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弟子，为孔子学说和儒学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尤其是作为儒商鼻祖，我们通过分析他的经商之道，应该对“儒商”这个概念有更深刻的认识。

通过发掘史料，我认为子贡所以能够做到一个成功的大商人，在于他的经商之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重视市场调查，准确预测行情

（二）把握贸易时机，充分掌握市场先机

（三）深谙商品市场关系，懂得商品供求原理

（四）善于交结诸侯宾客，扩大交易对象

（五）崇尚仁义，讲究诚信，为经商之本

（六）富而不骄，富而好礼，建立良好的儒商形象；慷慨好义，热心公益，支持文化学术事业，使投资资本效益长久化

这几个方面，可以称之为儒商之道。通过对子贡经商事迹的追踪，再加上后世很多著名的成功儒商的经商经历的分析，我个人认为，儒商就是儒与商的结合。即在商业活动中，商家自觉地把儒家伦理、精神文化比如讲究诚信、仁义和谐、富有爱心、社会责任感、遵守法律、取财有道、热心公益等等品质，同商品经济行为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这才是真正的儒商。

在这方面，子贡就是这样一个榜样。他是孔子的高徒，是七十二贤中的佼佼者，有着纯正的儒家文化背景和学术修养，又能在行商过程中将儒家思想和理念运用实践其中，为富而仁，富而好礼，仁中取利，回报社会，有社会担当意识和公益热心。所以我们说子贡是中国儒商第一人，称之为“儒商鼻祖”，实不过分。

关于儒商的标准，我个人仅从学术角度来说还不易确定。不过，一个真正的儒商形象，完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儒商形象：

信奉儒家，修升素养，事业有成，内儒外商。

儒商精神：

以义取利，以利济世，以和为贵，以儒兴商。

儒商人格：

仁爱立人，见利思义，讲信修睦，乐善好施。

儒商生活：

博学儒雅，亦文亦商，以商养儒，以儒促商。

儒商之道：

重守诚信，谋利有度，宽厚圆融，内圣外王。

记得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义”与“利”是否真的水火不容？儒家究竟如何看待义与利的关系？在常人印象中，儒家倡导“君子固穷”，似乎反对财富。可同时，《论语》也有句话：“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

这里就涉及到了儒家的财富观。关于“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古今学者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按照阶级划分，君子是贵族阶级，而小人则是平民或奴隶阶级；按照道德划分，君子指品德高尚的人，而小人则是缺乏的道德之人。在孔子时代，这两者可能性都有。从古到今，按照道德层面来讲的较多。而在这里，我个人觉得按照阶级划分来讲也无不可，因为在同是《里仁篇》中，孔子还讲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如果只从道德层面来讲，这句话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讲通的。所以也许从阶级划分来讲，可能更符合孔老夫子的意思。尽管这样的解释，显得孔老夫子有些阶级偏见，但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尤其是在暴发户富而不贵、缺乏真正贵族的当今时代（孔子时代也是如此），强调贵族身份也许更有现实意义。因为一个真正的贵族（君子），不仅仅在于其个人德行高迈与事业成功，也是指其家族世代形成的良好家风和对世道风气与社会文化的应有影响力。

那么，如果按照阶级划分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对于那些不愁温饱、养尊处优的世家贵族来讲，因为他们重视名誉和家声，晓之以义就可以达到宣教的目的；而对于那些贫穷的平民和下层人士来说，他们更多地是依靠体力劳动以养家糊口，只对他们晓之以义往往就不能凑效了，而如果晓之以利，即在物质层面满足他们的需求，让他们以劳动换取生活必须的茶米油盐酱醋茶，才能说服他们向化。这样的解释，我个人认为是比纯粹的道德层面的君子与小人划分，更符合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

这里的“义”，古人注释是“宜”，也就是说应该怎么做，是一种较高的道德自律，与“礼”的外部要求还不一样。在《论语》中，“义”与“利”往往相对而言，所以，“利”就是利益、是金钱、是财富。所以说“义”与“利”是相反对立的概念，所以孔子才将两者分别与君子、小人对应。但也不是完全的水火不容，对于那些奔走疲命于生存死亡线上的小人来讲，“义”和“利”当然是无法相容的，他们只能顾“利”而忘“义”。但是对于贵族君子来讲，因为“仓廪实而知礼节”，没有生活的压力，所以其中的有些人还是能够“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能够顾及到“义”（礼仪、仁义等）层面的。

孔子固然讲过“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是与“小人穷斯滥矣”相对而言的，即君子能够在困窘之中恪守自己的品性,而小人在困窘之中则会胡作非为。这是说君子与小人在面对穷困境遇时的可能态度，并非是反对财富。孔子曾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甚至也认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可见儒家并不排除人生的荣华富贵，追求富贵的生活是一个人正常的权利。但是有底线，“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那么潜台词就是，如果“富贵”以其道、“义而富且贵”，那他还是能够接受的。孔子主张人民“既庶矣”，再“富之”（《论语·子路》）。既庶再富，富而有教，并不认为“为富”就是不仁。他在反对“富而不仁”之外，还主张“富而不骄”（《论语·宪问》）、“富而好礼”（《论语·学而》）等等，都是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即真正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操守的贵族（象孔子这样的君子），还是能够兼顾到“义”与“利”的。这就是儒家的义利观或者说富贵观。

这样讲的当下现实意义在于，现在的官僚阶层、富裕阶层和他们的二代们大多“为富不仁”，而且往往还喜欢占据道德高地，对平民百姓加以指斥和嘲讽，认为他们没有文化、没有操守、素质低、不能让他们实行民主，只能“喻于利”而不能“喻于义”，问题是你们是真正的贵族吗？是君子吗？你们掌握着并消耗着大量资源，你们对这个国家社会有何真正的益处？你们甘于“不义而富且贵”，“为富”之后不能“不骄”，不能“好礼”，不能以手中的权利为社会谋福利、为国家民族进步做贡献，你们才是“穷斯滥矣”的真正“小人”啊！

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道德谴责的力量似乎无济于事。我们常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么，儒家思想是否是拯救社会的良药？

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接二连三，确实让人感到痛心不已。这不仅说明一个民族优秀传统在丧失，基本诚信之缺失和为人公德之沦丧，而且也表明法制体系还不健全，现代社会转型还没有真正完成。既有的传统文化被打破、被遗弃，而新兴的现代文明和社会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现在就处在这么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正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头茫茫皆不见”，所谓的人文末法之世。与此完全相反的是，比如日本、韩国等邻国，传统的东西保护地非常之好，而西方先进的文化又学得非常地道，所以人家才是真正的文明社会。我们应该放下包袱，放下夜郎自大的不良心态，向别人学习才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学者主张以儒家学说治国，或者是以德治国。这就说你所问的“儒家思想是否是拯救社会的良药”的问题。

抛开政治层面的东西不讲，只从学理上分析，我个人认为，就是不可行的，或说着是不完全的。儒家思想虽然是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法宝，被当做统治者统治下民的的思想工具，但熟悉历史的人就会发现，历朝历代也没有只靠儒家思想治国，而多是辅以刑罚。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只能在道德层面对人的心性培养有所助益，而治国与管理社会，仍需要法家思想，即法律治国。尤其是现在世界，现代国家，更不能仅靠一种思想就来治国，历史表明这是一种失败的制度设计。况且儒家思想产生于中国古代早期社会那样一个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之下，作为一种历史遗产，我们应当继承扬弃。但是时过境迁，再去拿来照搬，像历代封建社会那样作为治国理念（从来也没有以此治好过），肯定已经圆凿方枘，格格不入了。

不过，儒家思想虽然不能作为拯救社会的良药，不能成为治国的思想与方针，但是在引进西方法制与民主等先进治国理念的基础上，这些传统的东西也有其精华部分需要吸收进来，作为一种辅助，作为一种培养本民族文化特性的有用素材，也不宜一概否定，弃之如敝履。

儒家思想倡导积极入世，人应该有深沉的的社会责任感。我们也经常谈到企业家要践行社会责任，在这一点上儒学思想对现代企业家经营的指导意义。现在有许多企业家注重进修国学，学习传统文化，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儒家经典的学习。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正如你所说的，儒家思想倡导积极入世，人应该有相应的的社会责任感，以儒家思想为宗旨的儒商企业家尤其如此。

前面我们讲过，儒家思想不能作为救世良方，但不妨作为现代人慰藉心灵、陶冶情操、培养人格、增长智慧、提升境界的有益饮品。尤其是对那些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作用、担荷着重要社会责任同时又面对各种困境、经常处于一种焦虑状态的企业家来说，更为必要。

当然这样说，不是讲别的国家的思想家和宗教或学术流派就没有这样的功能。比如西方国家的企业家没有学习中国国学，没有研读儒家经典，同样也做得很好，企业做大做强了，回报社会，甚至把财富全部捐献出来，不留给子孙等等。他们是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但是作为中国企业家，吸收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一些优秀文化传统、珍贵思想遗产，以儒家思想融入自己的企业文化，则是作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家的不二法门。

《论语》中讲：“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夫人者，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季氏》）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季氏》）仲弓为季氏宰，问政。 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等等，凡此种种，都是孔老夫子所讲一个士人应该有的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如果一个企业家也能做到这一点，则无疑就是一个成功的儒商了。

现在很多企业倡导学习传统文化，例如在企业内部组织学习《弟子规》、《了凡四训》，有些企业每天晨会都会组织同事诵读《弟子规》，请简单谈下导入传统文化，这对一个企业人的成长意义？不能说没有意义。其实，像《弟子规》、《了凡四训》等这些传统的处事方法和为人规则，是古代每个人读书人都必备的人文素质。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中，基本上没有了这些东西，代之以笼统而迂阔无用的所谓爱国爱党等政治教化，也就是说在现代中国人的成长过程中，缺失了基本的做人规则的教育环节。现在一些企业在他们的管理中，为自家员工补上了这一课，这对于企业非常必要。不仅企业员工需要，其实中国所有的人都应该补上这样一课。

当然，像《弟子规》、《了凡四训》这样的形成于过往时代的传统人文礼仪规则，有的已经过时了，比如其中要求年轻人一味地守规矩，就与培养有个性有创造才能的人才观念有悖；有的不符合健康生活，比如讲“朝起早，夜眠迟”，就与人们应该早起早睡的健康理念违背。所以学习传统做人规则，也要扬弃传统，与时俱进。现在有一些新编的《弟子规》等，虽然不一定具有权威性，但如果能够避免这些弊端并能体现时代特色的话，还是可以让人接受的。

如今中国文化要走向全世界，中国企业也要走向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文化扮演何角色？儒家思想如何重塑现代商业精神？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企业要有企业精神，要有企业文化，这就是一个企业的标志性特色。这是过去我们国家的企业不大讲究的，一些引入国内的外企，比如美国的摩托罗拉、韩国的三星、日本的三菱等，虽然开在中国大地，但他们还是保持了本企业的精神理念，传承着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因此具有独特的企业魅力。这是我们的企业应该学习的。中国企业也要有自己的特色企业文化，尤其是那些颇有实力的企业，将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大企业，更需要有企业精神、企业文化。

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除了要有应有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设和先进的管理模式之外，也更应该显示出较为明显的中国特色。现在我们做什么都要讲究中国特色，做企业也概莫能外。这个中国特色就应该是能够代表本民族文化的、传统本民族传统观念的明显特质。而这其中，以入世精神为旨归的儒家思想，应该是就是这个特色的代表。

儒家思想虽然是以为政治国为主要终极目标的，但其为政理念同样可以运用于经商理财与企业管理上面。子贡作为儒商鼻祖的成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比如作为早期儒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子贡在经商时特别强调“和”和“仁”，他曾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这代表了儒家尚‘和”的思想。“和”即和谐、团结、融洽的意思。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子贡深受这一思想的熏陶，并且把这一思想贯彻到他的经商过程中。儒家追求“和”的思想，并力争将其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子贡则首先把它运用到商业活动里。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商业伦理讲究“和气生财”、“和为贵”的最早模板，即商家与顾客之间的和谐，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和谐，商家与商家之间的和谐，商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都是实现经济目标和市场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如果没有“和”的存在，过于争强斗胜常常会导致两败俱伤，而合作却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创利益，在“求同存异”中发展和进步。

子贡可以说就是这类商人的启蒙和开创者，开辟了儒者经商的先河。使儒家‘和”与‘仁”的思想在商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德标千秋，名垂后世，不愧为商人的楷模，儒商之鼻祖。所以“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常常被后代商人视作追求的目标和理想，从子贡的经营经验中吸取某些有益的东西。现代的企业和经商者，要学习子贡以儒治商的经营之道，就不仅要成为一个有道德、有文化的商人，更为重要的是应具有适应时代变化和发展的智谋和远见，做一个能反映时代精神的现代儒商。

作者简介：朱彦民（1964—），男，河南浚县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先秦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兼职教授，天津市国学研究会会长。通讯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邮政编码：300071。电子信箱：zhuyanmin2009@yeah.net 。

声明：若您对本文内容有异议，请在本公众平台对话框留言，工作人员看到后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黎商”源自对浚县家乡历史文化的热爱，浚县古称黎阳，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儒商鼻祖——端木子贡，黎阳人，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在理财经商上有着卓越的天赋，为孔子弟子中首富。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唐玄宗时，被追封为“黎候”；北宋真宗时又追封为“黎阳公”，后又改称“黎公”。因此“黎商”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历史的发展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