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问“士” 子贡问“士”
浚县3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浚县》第三卷

 

   

文史事件 - 文史资料 - 子贡问“士”
子贡问“士”
 
作者:孙秀昌  加入时间:2015-9-24 10:38:48

原题目:无信不立(下)

         在孔子的心目里,忠实守信的“君子”自当言辞谦逊恳切,行为笃实恭敬,文质配称得当,可以说,这一切都与“君子”所欲达成的道义密切相关。《论语·卫灵公》记载了夫子自道的这样一段话:“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意思是说,“君子”以道义为根本,按礼的规范实行它,以谦逊的言辞表达它,以诚信的态度达成它。由此可见,谦逊的言辞与诚信的态度对成为一位“君子”来说都是颇为必要的。

  《说文解字》释“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仅从字源上看,“信”这个会意字便与人言有关。不过在儒门看来,只有合于道义的人言方可称得上信言。有子曾说道:“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意思是说,信守的约言合于道义,那约言就可以履行。儒门从未轻觑人言,但人言在儒门这里始终是受道义所统摄的。有一次,子贡就“士”的问题向夫子请教。夫子答道:“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贡又问:“敢问其次。”夫子又答道:“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子贡再问:“敢问其次。”夫子再答道:“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论语·子路》)孔子在这里将“士”的格位分为了三个层级,最低层级的“士”指的就是出言恪守信用而行为果决不移的人,这种人虽也可以说是最次一等的“士”,但就其不问其他、只求自己言出必行这一点看,已经落在浅陋固执的“小人”的格位上了。由上不难看出,“信”就其表现形式而言诚然有践行约言的意思,不过这种约言若失去了道义的统摄,那么所谓“言必信,行必果”就落于“硁硁然小人哉”的境地了。为此,孔子特意提醒后生子弟“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所说的这段话后来作了《弟子规》的“总叙”,其中“谨而信”一语指的就是言行谨慎而恪守信用。

  在儒门所看重的各种伦常关系中,“信”乃是体现于朋友间的基本道德规范。据《论语·公冶长》记载,有一次颜渊、子路侍立于夫子身旁,夫子让他俩谈谈各自的志向。子路说,自己的志向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在孔门弟子中,伉直好勇的子路是最为看重朋友关系的,他在这里表示,情愿与朋友共用自己的车马、衣服、皮袍,即使用坏了也心无所憾,应该说这已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志向了。但是,若从共同践行“为仁”之道的要求来看,子路对朋友之道的理解毕竟尚停留在“物”的层面上。子路希望也能知道夫子的志向,夫子于是点示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其中所谓“朋友信之”,指的就是朋友间相互信任。在孔子那里,“朋友”有其确切的意味,即志同道合之人。正因为志同道合,朋友间才会“切切偲偲”(《论语·子路》)。若进一步探察的话,朋友间之所以能够诚恳相待、相互策励乃至于相互信任,正取决于这些志同道合者所共同信守的道义。当然,朋友间的相互信任会借助于言语等形式体现出来,诚如子夏所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不过,这里须提醒的一点是,出言诚实守信只是交友之道的一种体现形式,共同信守的道义才是朋友间“言而有信”的最后根据。

  以弘大“仁”道为己任的孔子自始至终都怀有这样一个坚定不疑的信念,此即一诚万心通。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念,让孔子有理由将体现于朋友间的“信”向着“为政”的层面推扩开去。在“为政”的层面谈“信”,其所涉及的乃是“上”(居于上位者)与“民”之间诚实守信与相互信任的问题。孔子曾提醒道:“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显然,这是孔子对那些治理国家的在“上”者所作的一个提醒,其中的“敬事而信”,就是要求他们谨慎处事而讲求信用,只有这样的话,百姓才会对他们以诚相待。正是在此意味上,孔子才这样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我们知道,孔子所期待的“政”是以“仁”为价值底色的“仁”政,居于上位者之所以能够“敬事而信”进而赢得百姓的以诚相待,恰恰取决于其“仁心”发动时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此,当子张向夫子询问“仁”时,夫子特意将“信”与“恭”、“宽”、“敏”、“惠”并称为践行“仁”道的五种美德,其中的原委在于:“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里所谓“信则人任”,指的便是诚实就能为人所信任。如果说这里尚主要是关联着“仁”道来谈“信”德的话,那么《论语·尧曰》所载舜禅位给禹时所告诫于禹的“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yuè)”,可以说已是直接关联着“仁”政而谈及“信”了。孔子企慕尧、舜、禹等圣王的“仁”者之政,期待“上”与“民”能以“仁心”为辐辏而实现心灵间的相互感通,进而实现“天下之民归心”的理想。这种理想经由孔子的一再倡导,它遂成为孔门弟子所信从的一种愿景,在这种愿景的烛引下,能够取信于“民”进而让“民”劳而无怨的“仁”者之政也就成为富有爱“民”之心的“君子”才有资格从事的事情,正如子夏所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

  儒门颇为看重民心向背,在专门设有“政事”一科的儒门先师看来,能够在施政的过程中把“仁”道体现出来以赢得民心的支持方是“为政”的根本。据《论语·颜渊》记载,有一次子贡询问如何治理国政,孔子点示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答道:“去兵。”子贡再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再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孔子的心目中,“兵”与“食”固然重要,但是在三者只能取其一的情境下,“民信”显然才是决定“为政”之成败的命门所在。确如孔子所言,自古以来,人皆有死。百姓若不讲诚信,便无从自立。“为政”者一旦失信于百姓,国家也就无从立足了。可以说,这已是为中国几千年来不断更朝换代的历史一再证明了的一条铁律,不可不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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