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谣是老百姓口头创作并在大众中广泛流传的短篇韵文。包括民歌和民谣两部分。民歌指有旋律，口头能唱的作品，唱时可有乐器伴奏，也可没乐器伴奏。民谣是吟诵的，没有曲调但有韵的作品。《毛诗故训传》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韩诗章句》也说：“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

    通常情况下，一个地方的历史越悠久，地域特色越明显，孕育、产生、流传的歌谣越丰富多彩。浚县是颛顼、帝喾部族活动的中心；是舜帝“贩于顿丘，债于传虚”的行商驿站；是大禹疏河“东过洛汭，至于大伾”的地方；是殷商时期的京畿之地……在浚县这方古老神奇的沃土上产生了大量民间歌谣，有的不仅流传至今，甚至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着令人瞩目的地位。 

    浚县商代称黎。周初，武王克殷，分殷畿为邶、鄘、卫三国，“武王崩，三监叛，周公诛之，封武王弟康叔于卫”，领黎地。我国诗歌总集《诗经》，收入《卫风》（含《邶风》、《鄘风》）就有39首，仅明显属于黎地的就有《淇奥》、《竹竿》、《氓》、《干旄》、《旄丘》、《桑中》、《凯风》等，《氓》至今仍被收入大学《语文》和高中《语文》教科书。

    “《诗经》是民歌或模拟民歌的诗体”（袁愈荌、唐莫尧《〈诗经全译〉前言》。由于黎地是产生歌谣的沃土，自然会孕育出诗歌大家。唐初，开一代中国白话诗之新风的王梵志便生于斯，长于斯。对王梵志白话诗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张锡厚认为：这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同民间歌谣的启迪和陶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第1版，《前言》第2页)。由于王梵志的诗接近地气，通俗易懂，类似民谣，在当时竟达到了“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不论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纸书屏风，客来即与读”的家喻户晓地步。“王梵志诗运用俗语的典范性成就，开创了唐代白话诗派，下启寒山、拾得等的诗歌创作；王梵志诗的机智幽默的理趣，在宋代诗歌中更得到继承和发扬。”（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前言》第31页）。《红楼梦》第63回引有宋代诗人范成大“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诗句，殊不知，当年范成大则是借用王梵志“千年调”、“铁门槛”、“土馒头”诗吟缀而成的。王梵志诗还传播到多个国家。日本平安朝时期（784～897）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有《王梵志诗集》,据此推测，在八、九世纪间，王梵志诗已经流传到日本。“根据苏联出版的由孟列夫等编《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的记载，知道在列宁格勒还藏有五种王梵志诗写本，迄今一直没有公布。在这五个写本之中，有四个写本的内容，是同伦敦和巴黎所藏王梵志诗写本相重复的。但其中的列1456号写本，尾提‘大历六年五月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沙门法忍写之记，’其内容则是全新的，因此一直受到各国王梵志诗研究者的极大关注。”（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前言》第35页）可见，王梵志通俗诗影响多么广泛。

    在《全宋诗》里，收有浚州民谣《渡浮桥》，政和五年（1115），督水使孟昌龄上奏在浚州大伾山处建浮桥，宋徽宗准建。宰相蔡京即命孟昌龄为督水监，接着在大伾、凤凰、紫金山之间架了两座黄河浮桥，宋徽宗为桥命名：一曰天成桥，一曰荣光桥，由蔡京在大伾山题记刻石纪念。谁知，蔡京、孟昌龄借建桥之机，聚敛钱财，中饱私囊，富比王室，为世诟病。不仅如此，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兵大将兀术兵逼浚州后，宋廷守将梁方平见势不利，仓促溃退，并火烧天成桥、荣光桥，淹没宋朝遗兵数千人。金兵没了桥，便在黎阳津利用小舟渡河，以已势不可挡之势直捣汴京。次年四月，金兵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随之，北宋完结了，开始了南宋的历史。天成桥成了宋朝的伤心地。几年后，南宋翰林学士兼侍读周麟之为哀谢使，他被派出使金朝经过大伾山，踏上修复不久的天成桥时，不禁悲切长呤民谣《渡浮桥》：“适见黎阳山下驿，驿垣破处龟趺出。丰碑大字天成桥，犹是宣和时相笔。”（《全宋诗》卷二○八九）浮桥并非天成桥，天成桥仅剩下当年蔡京书写的题记还刻在大伾山巨石上，这是多么大的嘲讽，多么大的遗恨啊！浚州民谣《渡浮桥》，是响彻在中国历史天空的警世长钟。

    写到这里，我深切感到：《浚县民谣》，不仅是浚县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宝贵财富，也是浚县先民奉献给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拥有这份遗产，是我们的幸运！呵护、珍视、传承这份遗产，更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为此，在此书付梓之际，谨向为《浚县民谣》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付出艰辛劳动的同仁朋友，致以崇高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