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经过无数学者的研究，《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真实作者仍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通过对王越著作的研读，基本可判断，王越极有可能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真正作者，罗贯中应是王越的化名。

 

 　 王越为有明一代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其一生特立独行的处世风格，经世致用、上下求索的儒家本色，抵御蒙古侵扰的赫赫战功，嬉笑怒骂浑然天成的卓荦文采，在有明一代，可谓“妙绝人才，难有难逢”①。王越生于明宣德元年(1426)，卒于弘治十一年(1498)。祖籍山西清源县，后迁至今浚县钜桥镇冈坡村。王越深受家庭影响，博涉书史，于“兵法、射艺、象纬、堪舆之说，罔不该究”②。景泰元年(1450)中举，英宗复辟后，十分重视军事人才的遴选，超擢王越为山东按察使，很快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自此，王越逐渐成为西北战场著名统帅，“三任参赞，两膺总督”。其间取得红盐池大捷、柏油川大捷等诸多对蒙古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成化十六年(1480)，王越率部长途奔袭蒙古部落后方基地威宁海，以大捷闻。王越被封威宁伯，给铁券。③王越除以卓越的军事才干为人所称外，其诗文在明时即有很高的评价。大学士李东阳称其:“为歌诗雄迈跌宕，若不屑意。”崔铣谓:“为诗跌宕快乐，爽能道人意中事，闻者解颐。”吴洪为《王太傅集》作序称其:“公生当其会，具豪杰之才，而文不经思虑，动数千百言，纵横张驰，不失其正。诗尤明易通畅，不事艰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然气势雄伟，文思焕发，如长虹亘天，光焰万丈，可以追逐李杜诸人，其余莫能及也。”④ 　　本文拟通过对《王越集》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对比分析，将《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问题略论如下。

一、罗贯中应是化名 　

　　《三国志通俗演义》存世版本众多复杂，据统计明代版本30余种，清代版本70余种，版本衍变和作者情况，可谓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一个重大课题。《三国志通俗演义》壬午本每卷卷端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庸愚子《序》中又明白无误地说为“东原罗贯中编次”。明嘉靖间高儒《百川书志》尚载有:“《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由此看，罗贯中为《三国演义》之真实作者，应无疑义。但这位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作家，却甚少流下生平的蛛丝马迹。从中国小说的发展看，明代以前的宋元话本小说均不署名，明清两代的小说亦不署名或不署实名，所以罗贯中极有可能是化名，如果是化名，则罗贯中的意思就是罗本贯中，也即罗列资料史事，追溯本源，以“义”贯穿其中的意思。不但罗贯中是化名，《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和《引》的作者也有可能是化名。　　《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壬午(1522)本，是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三国演义》存世完整版本。其卷前所载庸愚子《序》及修髯子的《引》，是《三国演义》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文献。多年来，因有关庸愚子和修髯子材料极为稀少，其生平概莫能详。学界多认为庸愚子(蒋大器)于成化末到弘治初曾在河南浚县，那么，可对庸愚子作如下推论:1.庸愚子认识王越。从弘治改元，王越即从湖北安陆赦返浚县家乡闲居，和浚县及周边各县的知县、教谕等多有交往，其文集中与官绅乡宦酬唱吟咏及题写的序记、碑志甚多。王越对三国史事十分熟悉，庸愚子于弘治七年(1494)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序，王越却一无所知，这在情理上讲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庸愚子不可能不认识王越，也不可能和王越没有接触。2.庸愚子是王越化名。从王越著作看，此《序》和王越著作文风及行文格式极为一致，且王越常用别号有“老懒”，其最早的著作即题名《云山老懒集》，其文集中《闻蝉三首》内有“蝉声袅袅送新凉，老懒初成绿野堂”⑤的记载；又《沁园春?送赵掌教先生广西主考》内有“老懒厕坐，婪尾酒酣”⑥的自谦之词。有时王越亦自称“老痴”，如《中酒》诗内即有“相知向我言，老痴胡不智?”而“老懒”、“老痴”合起来即慵懒愚痴之意，和“庸愚子”意思极为接近。故最大的可能，“庸愚子”，即王越化名。《序》后署名“庸愚子”之后，又有“金华蒋氏之印”、“大器”二印，其整体寓意有“本身庸愚，将成大器”之意味。而“金华”二字，亦即“今话本”，指《三国志通俗演义》此书。 　　再看《引》的作者，嘉靖壬午本《引》后署“嘉靖壬午孟夏吉望关西修髯子书于居易草亭”，又有“关西张子词翰之记”、“尚德”、“小书庄”三方印记，故后代历来认为此《引》之作者即关西张尚德，但历代史籍又没有此人的任何记载，“修髯子”无疑是化名。而其图记，则是“刘关张”三人姓名的组合而已:“关西”当然即指关羽，“张子”即张飞，而张飞字翼德，刘备字玄德，故曰“尚德”，代表刘备。

 

    二、王越有充分的条件和动力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国志通俗演义》以描写战争和谋略见长，以汉末三国晋初帝王和上层人物为刻画对象，作者对士大夫思想心态和生活习惯甚为熟悉，这绝非纯粹的舞文弄墨的文士所能为。作者应该是一个深谙军事战争的上层人物，且思想进步，懂得宫廷朝政斗争艺术，有高超的文学技巧和历经磨难的思想历程，才有可能驾轻就熟，创作出《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样的不朽篇章。王越带兵打仗数十年，历经战阵百余次，“三任参赞，两膺总督”，“计武烈，不减汉朝之卫霍；论文事，无惭宋室之范韩”。⑦其长期经略西北，精通军事战争和兵法韬略，最高任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内有对历代兵法的引用和深化，谋略巧诈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够胜任。而王越精通兵法战阵，富有权谋机变之才，其传奇性，文献记载颇多，浚县家乡历来亦把其作为智谋之人。其文通俗易懂，不事艰刻，《王越集》内文章之风格和语言，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极为一致。集内涉及到的三国人物也很多，文章涉及到的典故词汇等相同之处更是比比皆是。另外王越在浙江、山东、四川、山西、陕西、湖北等地多年，对三国地理形势及当地流传的三国故事戏曲应该十分熟悉，而这也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创作的必备条件。

 

 　　王越在西北战场20多年，数遭弹劾，后又被贬谪湖北安陆闲居六年，弘治改元后被赦还浚县家乡闲居十年。其间豪兴不改，广交俊杰，饮酒赋诗，纵情山水，有真儒者之风。有充足的时间构思创作这部有着深刻影响的著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富含哲理，以济世利民思想来评判三国人物，研究者多认为其有深刻的民本思想，故作者创作应有强大的思想动力。英宗时“土木之变”震动朝野，此后，各地岳飞庙，关羽庙纷纷建立，边防军事著作亦大量出现。王越西北征战20余年，有感蒙古对明朝的不断骚扰，故其对诸葛亮及岳飞崇敬有加，其集内吟咏此两人的诗篇甚多。加之王越长期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使其有充分的理由和动力创作这部小说。故《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谓是王越长期追求的道义理想之作，激愤之作，同时也是警世之作，提供战争经验教训之作。

 

　　《三国志通俗演义》用三国史事和故事来搬演义理，对于“义”思想的深刻演绎，是《三国演义》的核心，同时也是对“义”内涵的深化和发展，而这也正是王越的思想。《王越集》中对“义”的阐释诗文甚多，如《义方斋为梁给事赋》中有:“吁嗟人生孰为义?物欲所蔽人自亡。此义在天为正气，在人为纪纲。人能直养而无害，其体至大而至刚。可以舍生取，不可见利忘。凡事有方乃能立，义方之方非寻常。释氏方寂灭，老氏方荒唐。异端安足以语义?惟吾儒者斯可当。”⑧又如在《明故姑苏天全蒋公墓志铭》中有“出也事君，处也事亲。惟忠斯义，惟孝斯仁”⑨。在《三贤祠》中有“步入三贤祠，凛然有生气。我非拜楚臣，特拜古忠义”⑩。在《鞭尸滩》一诗中，论及伍子胥时说到:“平王之屍若可鞭，子胥之目亦可抉。父兄之仇固当复，君臣之义安可缺?”(11)在《东轩》诗中有“忠孝要当知所以，文章原不在之乎。礼门好接真儒者，义路宁容浅丈夫”(12)。《王越集》中此类论述很多，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要演之“义”甚为吻合。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王越集》内有一个重要的契合之处，即是对于女性的态度和对女性人物的成功塑造。《三国志通俗演义》对徐庶母亲大义凛然形象的塑造，对孙尚香刚烈性格的刻画等，可说极为正面，有血有肉，读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使《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为用平实的文笔积极肯定妇女的正面作品，这也是小说能够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王越集》内多有此类，如在《二乔图张千户槎轩》中对二乔的赞颂，在《华清池六首》中有“祸胎不信是蛾眉”的论述。在《和显章宋公马嵬坡诗韵》中有:“自昔玉颜多贾祸，至今野土尚余香。锦绷绣袜休深咎，廊庙非才更可伤。”一反俗儒玉颜祸水之陈说。《王越集》内有众多为女性祝寿的诗或挽诗，大多以孟母断机为喻，说明母爱的伟大。又有《金花滩》一诗，自注“在汉江五十里。古有二女，号金花小姐，遇贼战败，胁之不从，凿舟沉水，故有此名。”并为之咏叹，可谓贞烈之女的赞歌。王越女儿夭亡，其作《故淑庄孝女伯姐墓志铭》，一字一叹，催人泪下。这些都说明，王越之女性观，就明代中期来说，是相当进步的，即使放到今天，亦是相当平实，一点没有腐儒的气息。

 

 　　《三国志通俗演义》敷演汉末到西晋立国百年史事，塑造人物千余个，地域遍及神州大地。作者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丰富的知识储备，是很难驾驭这宏大复杂场面的。当时的大学士吕原曾称王越“其志大，其行端，其才隽”(13)，内阁大学士刘珝称其:“天下古今之书无不读，三才精微之蕴无不通，万物荣悴之理无不烛，历代兴衰之故无不究，安危常变之情无不历，华夷离合之由无不贯。其中所存，自有大过人者……于小道亦必求其故，于辞章不假雕琢而自工。事至物来，若有先见，凡三才万物兴衰常变离合之故，亦历历于胸中。”(14)故《明史》谓其:“博学多闻，凡兵法、射艺、象纬、堪舆之说，罔不该究。为歌诗雄迈跌宕，若不屑意。”李贽谓其人才是“绝妙人才，难有难逢”。或许只有此等绝妙人才，难有难逢之人才，方可成就这数百年不朽之名著。

 

 　　 　　三、罗贯中应是王越化名

 

　　 通过对《王越集》和《三国志通俗演义》内容的对比，可以看出两本书应为同一人所作。

 

　　1.从误文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很多误文，这是考察其作者及版本情况的重要依据。其中一处，则和《王越集》有基本相同的错误。即王越《二乔图张千户槎轩》咏二乔:“大乔嫁与孙仲谋，雕阑十二黄金楼。”(15)这里把大乔嫁给孙策(字伯符)，误为孙权(字仲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对孙坚、孙策及孙权的官称多处混淆，如在《诸葛亮智说周瑜》回中，有“(程)普曰:‘吾等自随讨虏将军开创基业，次后与将军削平祸乱’”。此处“讨虏将军”实应为“破虏将军”，即孙坚。又同回有:“瑜曰:‘虽民间之女，大桥是讨虏将军孙伯符主妇，小桥乃吾之妻也。”而孙策官号为“讨逆将军”，这里把孙策与孙权官职相混。可谓作者于二人时有混淆不清之处。而这在王越著作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产生这同一错误而非一人的概率实在是太小了。

 

　　2.从语言风格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语言风格当然是中原风格，其很多俗语甚至就是浚县一带的方言。故近来学者有罗贯中曾隐居鹤壁许家沟著述《三国志演义》及《水浒传》的多篇文章论述，其对错暂不考辨，但这绝非空穴来风。王越家族即是元末从山西太原清徐迁至淇县，再后迁至浚县岗坡村的。明清两代著述亦有记载罗贯中为钱塘(浙江)人的。有学人研究，认为《三国演义》最早在南方成书，其内有诸多南方名物记载。而王越入仕最早即在浙江，故对此处的名物言语应该较为熟悉。浚县一带方言的运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则可找到更多的例证。如《诸葛亮六擒孟获》中有“扒山越岭”一词，《赵子龙磐河大战》有“公孙瓒扒上坡去。”又如“踅”，《安喜张飞鞭督邮》中有:“张宝人马赶来，踅过山头。”《董卓火烧长乐宫》中有:“操带箭逃命，踅过山坡。”《孙坚跨江战刘表》回中有:“但有追兵到时，不可径走，周踅引到埋伏之处，矢石俱发。”“扒”和“踅”，为浚县常用字，且十分生动形象。又如在《废汉君董卓弄权》回中，伍孚刺杀董卓，“卓力气大，两手抠住”。此“抠”字虽则文中仅有一处，但却是浚县常用词。又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绰”字常用，“绰丈八矛在手”、“绰枪上马”等，“绰”字十分生动形象，为匆忙地抓起或拿起之意。浚县至今仍为常用词，如“绰起家伙就打”。又如在《诸葛亮傍略四郡》里有，周瑜有言:“吾等用计决策，损兵马、费钱粮，他图见成。吾乃思之，深可恨也!”“图见成”，为浚县常用俗语。又如在《曹孟德许田射鹿》中有:“操与天子只争一马头，背后都是操的心腹之人。”此处所用“争”，为相差之意，今天浚县还在用。如常说的“哪争那一点东西”。《三国志通俗演义》在语言上也有很多豫北一带的习惯用法。如在《董承密受衣带诏》中有:“子服曰:‘汝杀曹公，吾当自首!”这种用法，浚县等地还在用。原意也就是说，你如果想杀曹公，我就自首。又如同一回里有:“子服曰:‘当密室同立义状，各舍三族为本，以报汉君。’”至《李笠翁批阅三国志》则把“为本”二字删除。其实，浚县当地现在还在用此种说法。如“你怪舍得本呀”，而“各舍三族”则没有原义准确。又如同回有“腾大怒曰:‘我夜来在东华门……’”此处“夜来”即昨天之意，此语浚县为常用，且常用的是“夜隔”，即昨天之意。又如在《周瑜三江战曹操》回中有“南岸尽是东吴家战船”。出于南方的叶逢春本把其中“家”字删除，意虽仍通，但完全没有了情感色彩。此种用法，浚县仍在通行，意为“别人家”之意，和自己一方不是同一阵营，就用“人家的”来说明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如此众多浚县一带方言及语言习惯用法，绝非偶然，只能说明作者为此地域长期生长生活之人。

 

　　3.从版本看。明代嘉靖年间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志三”之“野史”类，著录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十卷。晁瑮撰《宝文堂书目》“子杂”类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注云“武定板”，即郭勋所刻。周弘祖著《古今书刻》上编有都察院刊本(书名《三国志演义》)。明代都察院刊行此类图书，在明代出版史上历来让人感觉不可思议，以一个最高监察机关，本来是纠察各类不法的机构，而刊行小说之类图书，这在以前可说是绝无仅有。其主要是因为到了成化、弘治年间，书禁大开，不似原来那么严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王越长期掌都察院之职。在其身后，王越所举荐的屠滽在弘治末年亦长期职掌都察院，正德初年，屠滽起复为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掌院事。可说正德嘉靖时，王越在都察院尚有一定的影响，故都察院为其前最高长官刊刻著作，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再则，都察院长期派员巡抚地方，监察军事，亦需要似《三国志通俗演义》此类书籍。晁瑮撰《宝文堂书目》“子杂”类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注云“武定板”。晁瑮为开州(今河南濮阳、清丰一带)人，和王越家乡浚县是近邻，其收藏有王越著作，或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其所标“武定版”，即郭勋所刻。而王越和郭登(封定襄伯)交往甚多，集内有惠寄朱墨的记载，并有互相酬唱之作。王越长期在西北征战，驻守大同，而郭登即以坚守大同而著称。王越和郭氏家族应该有较为深厚的关系。故郭勋刻王越著作一方面是情谊所关，另外一方面即作为军事著作来刊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一般认为张尚德《引》中，其后“小书庄”图记。而郭勋即有名为《书庄记》的家刻书目一卷，颇疑此《引》亦有可能是郭勋所为。另外《百川书志》著录有《黎阳王太傅集录》一卷，标明“威宁伯兼大司马御史中丞黎阳王越世昌撰”，著录有郭勋伯父郭良著作《宾竹稿》十卷、《宾竹诗余》一卷。而《王越集》内有《宾竹赋》一文，是否和郭良有关，似有待进一步研究。

 

　　4.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内的注释看。《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用历代兵法甚多，且对许多军事术语有小字注释。小字注释是否作者自注，学界多有争论。但通观全篇，其注释多为军事术语，多为王越熟知的山东、陕西、湖北地名。作者对战事术语十分熟悉。如“乡导官”一词，“乡导”一词起源虽然很早，《孙子兵法?九第篇》已经使用，但“乡导官”一词，则多见于明代史籍，特别是西北战事时所常用。又如《吕温侯濮阳大战》回中，有对“奇兵”的大段注释，而王越善出奇制胜，对此多有感触，故大段引用古代兵法。同回又有对“间视”、“传发”等军事术语的注释，由此可想，小字注，极有可能即作者原注，也即王越自己本人的注释。而这种情况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中可谓比比皆是。又如《诸葛亮五出祁山》有把军士分作二班，以三个月为期，轮换使用等等，正是王越西北用兵之法。

 

　　5.从典故词汇使用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许多典故、词汇的使用，与《王越集》文中相一致的地方甚多，如《曹操兴兵击张绣》中有:“吾待温侯如养鹰耳:狐兔未息，不可先饱；饥则为用，饱则飏音扬去。”《王越集》中《过红石山》则有:“平胡岂止如擒虎，用将何须似养鹰。”(16)《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用杜牧诗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桥。”而王越《朔州道中大风》则有“江东既与周郎便，沛上徒劳汉祖歌。”(17)又如，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诸葛亮舌战群儒》中，孔明曾有言:“有君子之儒，有小人之儒……”而这段文字的主旨，则和刘珝赠给王越的《赠王太保序》一文文意契合，其文云:“夫所谓儒者，岂直可文可武邪?可大也，可小也，可远也，可近也，可重也，可轻也，举斯世皆可运于掌上……”最后用孔子语言勉励王越“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18)这两段文字如出一辙，是作者借孔明之口，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充分流露。

 

　　6.从地理方面看。王越家乡浚县，是袁绍和曹操官渡之战主要争战之地。王越在湖北安陆六年，荆襄一带是三国时军事斗争的主要活动场所，当地民间传说和民间文学甚多，王越对此十分熟悉。王越在山东八年，对山东和豫北地理沿革亦甚为熟悉，多有对此处细小地名注释的，故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地理方位方面记载虽然有很多失误，但对于此地域，尚没有大的严重错误。而对于许昌、洛阳一带，因王越不大熟悉，故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方向错误等。陕西是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数伐中原的地方，王越对四川和陕西都十分熟悉，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对这些地方描写最多。

 

　　7.从对酒的描写看。《三国志通俗演义对酒的描述可谓一大特色，成为小说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媒介。因酒而惹是生非，因酒而奇谋叠出，因酒而胜败异途，因酒而见人之真性情。而王越即是会喝酒，能喝酒，会喝酒赋诗，以酒入文的奇才。《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酒的大量描述，和《王越集》内咏酒类诗词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且大量存在，如出一辙。《王越集》内咏酒的诗词最多，描写亦最为生动。《王越集》内有《麯生传》一文，用酒麯来谐冤屈之“屈”，可谓古来有关酒之奇文，内多酒之来源及典故。《王越集》内有《步太虚词次襄国韵》，谓:“八极隘神游，步虚凌倒景。南山如一拳，东海如一井。纷纷世上人，土偶与桃梗。我不学颜愚，我不学赐颖。去兮不可留，来兮不用请。入火亦不热，入水亦不冷。也服勾漏沙，也嚼瑶池荇；也饮紫霞杯，也啖红绫饼。容止也不拘，衣冠也不整。嬉笑也不嗔，怒骂也不屏。酒醒三十年，蓬莱漏声永。”(19)可反映王越之豪放不羁之情。又如在《东园集事》里有:“美哉，四时之景也!而可以不饮乎?朝五斗，暮百壶；醉便卧，醒又沽。傍人笑我好饮酒，顾我岂是真酒徒?我也不荷刘伶锸，我也不踏黄公垆，我也不是奇男子，我也不是浅丈夫。我也曾演六花与八陈，我也曾讲二典与三谟；我也曾掌西台之宪度，我也曾总北府之兵符。用之兼善于天下，舍之固守于穷途。圣贤之道固如此，不义富贵安可图。偶然吟罢忽长啸，明月满庭清兴孤。”(20)可谓借酒反省自道的妙文。《王越集》内对酒的描述，咏酒赋诗的诗文甚多，且多为佳作。其自己即形容为:“笔锋醉扫千军阵，诗梦雄吞五色云。”(21)故在《明史?王越传》中即有醉酒赐小校歌伎的传说故事。亦可见王越对酒之情有独钟及深刻理解。其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一再用“酒”来做文章也就不足为怪了。

 

　　8.从诗词内容看。王越有关三国的诗词甚多，如王越有诗《三顾图》，为成化末期作品，其谓:“史称先主帝室胄，系属中山靖王后。关张意气若弟兄，赫赫威声掀宇宙。孙权累业据江东，老瞒窃命真奸雄。鹿门隐者庞德公，早识孔明为卧龙。卧龙岂是管萧亚，先主殷勤三枉驾。君臣鱼水喜相从，誓复堂堂汉天下。遂提一旅取成都，演武先排八陈图。七纵七擒谈笑事，木牛流马古今无。渭上屯田驻兵久，指挥白羽风雷吼。奇才盖世何可当，身死犹惊仲达走。伐魏吞吴志已休，谁知天欲覆炎刘。裹毡明月看平蜀，空使英雄涕泗流。千载孤忠如日皎，莫论成败功多少。披图三叹不成吟，只写先生《出师表》。”(22)可说《三国演义》的主要意旨及情节已大体具备，如果不是王越创作，何以能有如此集中的表述?又何以如此的一致?又如有《二乔图张千户槎轩》咏二乔，谓:“老瞒水军百万来，江流欲绝山欲摧。大乔教以斫案令，举国群臣皆拱听。”(23)其中斫案的故事，即在《周瑜定计破曹操》回中有“权拔佩剑砍前面奏案一角，曰:‘如诸将官吏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的情节。而此诗则是成化末年，王越在安陆所作。又如王越有长篇《隆中十景赋》，其中有:“弃井以度水庵，思乐城之工；见溪思流马之技；见洞思剑阁之闳深；见桥思斜谷之迤逦。若夫败军，正马谡之诛；乱政，示廖立之徙；开门，伏旗鼓之疑；挑战，遗巾帼之耻。或屯田于渭滨，或平蛮于越巂，或临阵而挥羽扇，或对敌而肃营垒。既而，大星坠，仲达走……嗟呼!寿也，固谬于理。宋之钜儒，奚从而风靡。由汉以还，知先生者，晦翁一人耳!由晦翁以至于今，谁复知已?其或有之哉!则亦无有乎尔?”(24)此篇赋已经大致包含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要情节。其最后两句感叹，由朱熹之后，诸葛无复知己，慨然有著作之意也。则王越著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当在成化末于安陆的六年期间，弘治改元，遇赦还乡，仍有校改，自托名“庸愚子”序之。除了《隆中十景赋》外，王越尚有《隆中十景诗》，为最早咏叹隆中十景的诗词。又如王越有诗《曹娥碑》:“老瞒心事畏人知，德祖才高死可悲。八字智争三十里，祸基应在看碑时。”诗内有三国志“鸡肋”故事，及蔡邕“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碑题故事，对杨修之死充满同情。《筹笔驿》:“挥笔曾闻向此书，就中奔走乐徒胥。木牛流马劳神算，羽扇纶巾驻晚车。帝业两朝甘自立，人才三国有谁如。英雄一去知何是，落落猿啼暮雨余。”《下鹿门滩》:“强呼樽酒破愁颜，履险方知世路难。巴蜀旧经人鲊瓮，襄阳今下鹿门滩。霜风怒挟天声急，雪浪惊飞地髓寒。却恐德公犹不死，摩挲老眼静中看。”

 

附：

     王越为明代中期西北著名军事统帅，曾三任参赞，两膺总督，有修建西北长城之功。其文采卓荦，诗追盛唐李杜，不让晚唐诸子，对明代前后七子、特别是公安竟陵文学均有较大影响。王越被李贽称为有明一代的“妙绝人才，难有难逢”，但因清代有意禁毁其著作，学界对其缺少应有的重视和系统的研究。郑州大学赵长海研究员十年磨一剑，在明代正德、嘉靖九年、嘉靖三十二年及万历本基础上，广泛搜罗，精心点校，详加注释，成洋洋60 万字《王越集》。　　王越诗文气势磅礴，文溯秦汉，推崇《诗》《骚》，在明代中期馆阁体盛行之时，能够形成自己的独特鲜明风格，既有粗率豪放大气之作，亦有明易通畅、不事艰涩、流丽清婉的佳篇。大学士李东阳称王越“为歌诗雄迈跌宕，若不屑意”。崔铣谓其“为诗跌宕快乐，爽能道人意中事，闻者解颐”。吴洪为《王太傅集》作序称：“气势雄伟，文思焕发，如长虹亘天，光焰万丈，可以追逐李杜诸人。”　　通观全书，整理者在辑佚、校勘、注释方面，多有建树。参校版本5种，征引书目二百余种，前言撰写四万余字。附录分为6辑，即佚文辑录、序跋题录、碑传、诰敕、年谱及文献资料，有关王越资料搜罗殆尽，洵为大观。此外，在长期研究考索基础上，整理者更提出王越极有可能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真实作者，罗贯中即王越之化名，其考证文字详密，论证有据，不失为一家之言。　　（《王越集》，赵长海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年12 月出版，定价68.00元） (古籍新书报　2010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