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桢（?-217) ，字公干，东平宁阳（今山东宁阳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学见贵。建安中，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 他与曹丕的弟弟曹植并称为“曹刘”。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与陈琳、徐瑀、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喻。
“ 建安七子”中的刘桢
建安——这是一个奇怪和充满悖论的年代。在这个战争频仍、饥荒饿殍、鼠疫流行的年代里，一方面是社会物质的极度贫乏，一方面是人的精神空前高涨。人对世界的认识，因为生命脆弱、经常要面对死亡，因此变得更加敏感和自觉。 建安——是一个人才辈出、风靡云蒸的年代。建安的五言诗人，“三曹”之外，就是“七子”。他们是活跃于建安文坛、公宴博弈、斗鸡走马、饮酒赋诗的孔融、陈琳、王粲、徐斡、阮瑀、应场、刘桢七人。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突出贡献。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邯郸临漳）中，又号“邺中七子”。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玚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建安”是东汉末年献帝刘协的一个年号，东汉末，董卓乱后，军阀割据，战事频仍。长安、洛阳皆废毁。献帝从长安到洛阳，又被曹操迎接到许昌。这一年（即196年）改兴平为建安元年。
公元220年，曹操死，献帝禅位于曹丕。建安文学，通常指从汉末到魏初这个时期的文学，但并非仅限于这25年。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据邺城 （今邯郸临漳）后，在中国北部 创造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曹操倡导“尚刑名”，“尚通脱”，又善属文，爱文士。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赴海，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核心，另外还有杨修、祢衡、陆粹、邯郸淳、吴质、繁钦、应球、丁仪、左延年、蔡瑛等一大批文人参与其中的规模空前的文学创作集团。即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统治阶层的倡导与支持，大大地激发了文人们得创作热情，于是在短短几十年里创作出了许多流传百世的名篇，并且形成了鲜明而又独特的共同风格，使得建安文学成为公认的文学史上的文人创造高潮，“建安风骨”也成为后世文论家心目中的文学高标和典范。所以，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各种文体得到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东汉王朝处在大分裂、大动荡、军阀混战中，在文学上却放射出绚丽的异彩。这是与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因素有关的。
由于曹操的提倡，曹丕的鼓励，曹植的参与以及建安诸子的攀龙附凤，着实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文学热潮。正如钟嵘《诗品序》中所赞叹：“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籍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王粲《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当三国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以后，建安诸子的生活也趋于平定。他们在邺城与曹氏父子一道昼游夜饮，吟诗作赋。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刘桢与魏文帝曹丕的关系
魏文帝曹丕（187～226），字子桓，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魏朝的开国皇帝。公元220~226年在位，庙号高祖（《资治通鉴》作世祖），谥为文皇帝（魏文帝），葬于首阳陵。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魏武帝曹操与武宣卞皇后的长子。由于文学方面的成就而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并称为“三曹”。
曹丕在位时间只有短短七年，虽然不出彩，但还是兢兢业业做了很多事的。重视文教。 221年，下令人口达十万的郡国每年察举孝廉一人。同年又重修孔庙，封孔子後人为宗圣侯。224年恢复太学，设立春秋谷梁博士。修复洛阳，营建五都，推广儒学文化。采取战略防守，恢复生产，与民休息。发展屯田制，施行谷帛易市，稳定社会秩序。黄初末，魏国国库充实，累积巨万，基本解决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问题。创立九品中正制，果断称帝，结束汉朝四百年统治，开创士族政治之先河。巩固中央集权，限制后党权利，削夺藩王权利，建立防辅制度。强化中书省，发展校事官制度。
曹丕在继承权的争夺中战胜了弟弟曹植，被立为王世子。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將。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正月曹操死后嗣魏王位。改建安为延康。十一月受汉禅。即帝位。改元黄初。七年卒。时年四十。谥曰文皇帝。有典论五卷、集二十三卷。
曹操逝世后，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代汉称帝，终结了汉朝四百多年统治。改国号大魏，为魏朝的开国皇帝，也是三国时代中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后刘备伐吴时，孙权假意向魏国称臣，曹丕大喜，封孙权为吴王、大将军，领荆州牧，没有同时联合蜀汉攻吴国。错过了一次统一全国的时机。刘备被孙权打败，孙权随之与曹丕反目。曹丕大怒才起兵伐吴国，结果被孙权的大将徐盛火攻击败。回洛阳后，曹丕大病不起，临终托付曹叡于曹真、司马懿等人，终年四十岁。
曹丕有颇深广的文学修养，他爱好文学，对当时的文学之士能重爱和友好之，团结了一大批文人。（实际上曹操父子都是如此。曹操攻占邺城之后，邺城成为曹氏“霸府”，许多文人都集中到此。同时曹操父子对这些文人不是倡优蓄之，而是在政治相信他们，发挥其特长加以重用，所以建安七子中的一些人，都乐为曹氏所用。）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瑒、刘桢等死后，曹丕把他们的遗文编成集子。据说王粲死后，曹丕曾率众文士祭墓，学驴叫而祭亡灵，可见其与文士的关系。
曹丕的文学成就，主要还是诗歌，诗歌形式多样化，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
曹丕、刘桢的几首五言诗，都不是建安十四年之作，也就是说，除了曹操的早期探索之外，直至建安十四年，仍然没有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五言诗写作；五言诗成立于建安时代，其中建安十六年是个重要的时间界碑，此前仅仅是曹操个人的探索期，此后，才标志了五言诗的开始成立。曹丕《黎阳作》：先以建安十四年作为中心，看看是否有真正意义的五言诗作。以《七子年谱》为准，七子中，孔融于建安元年有六言诗三首，建安十三年死前的《临终诗》，尚是典型的散文体五字诗，还不会做五言诗，其他六子，最早的诗歌作品记录是陈琳、刘桢等于建安十六年开始的《公宴》诗作；再以《三曹年谱》为准，看看曹氏兄弟的情况。曹丕的最早记录，是建安八年的《黎阳作》诗三首。
曹丕的《黎阳作》诗三首与黎阳
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载有曹丕的《黎阳作诗三首》；曹丕的《黎阳作诗三首》录入嘉庆《浚县志》和《浚县历代诗词选》，前两首为四言诗，后一首是五言诗：
【其一】
朝发邺城，夕宿韩陵。
霖雨载涂，舆人困穷。
载驰载驱，沐雨栉风。
舍我高殿，何为泥中。
在昔周武，爰暨公旦。
载主而征，救民涂炭。
彼此一时，唯天所赞。
我独何人，能不靖乱。
【其二】
殷殷其雷，濛濛其雨。
我徒我车，涉此艰阻。
遵彼洹湄，言刈其楚。
班之中路，涂潦是御。
辚辚大车，载低载昂。
嗷嗷仆夫，载仆载僵。
蒙涂冒雨，沾衣濡裳。
【其三】
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
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
白旄若素霓，丹旗发朱光。
追思太王德，胥宇识足臧。
经历万岁林，行行到黎阳。
此三首的前两首与后一首是两个时期的作品：前两首的写作时间基本一致，与王粲依刘期间的诗作相似，都是仿效《诗经》的作法，使用虚字构成四言语句。不过，比之王粲的四言诗有所进化，更为接近曹操的四言诗方式；两者之间的风格、氛围、情调都相差甚远。据《武帝纪》记载：建安八年，曹军“冬十月，到黎阳”，曹丕两首四言诗所写，正是这一背景的景况。两诗的共同点，都写出了秋冬之际雨中行军的艰阻：“舍我高殿，何为泥中”。而第三首恰恰相反，前面的雨雪艰阻全然不见，而是一片龙骧金鼓御驾亲行的阔大华贵场景。“千骑”不足而加以次句的“万骑”，“金鼓”“干戚”不足而加以“白旄”“丹旗”“素霓”“朱光”，构成色彩斑斓的华美画卷。这正是开始走向缘情绮靡的魏响，而前两首四言诗尚是言志四言的汉音；此外，两者（指前两首四言和第三首五言）都提及对于曹操的歌颂，前者的“在昔周武，爰及公旦”数句，以周公赞美父亲曹操，“我独何人，能不靖乱”，也很适合曹丕当时的身份；而五言诗中“追思太王德，胥宇诚足臧”的诗句，完全是以正统继承者的身份来追思曹家的先辈。丁福林先生认为此诗是延康元年所作，认为此处的“太王”指的是曹操，曹操于正月死于洛阳，据《文帝纪》，曹丕时在邺城，袭位魏王，三月改为延康元年，五月追赠曹操为太王，“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庚午遂南征。秋七月，……甲午军次于谯。”从邺城南征，正好经过黎阳。史载延康元年六月，曹丕曾南征于六月二十六日途经黎阳：“文帝继王位，（贾逵）从至黎阳”，故此诗应为此时所作。或说诗中的“丹旗”为红色，汉为火德，崇尚红色，此诗应该是此前所作。曹丕于三月改元延康，十月二十八日取代汉献帝改元黄初，而曹丕此次经过黎阳，是在延康元年六月，故仍用丹旗。作为新继位的魏王，沉醉于御驾行宫的场面，以及称颂先王的美德，是十分自然而且是十分得体的。
第二首诗写行军途中的艰难状况。首二句以“殷殷”像雷之声，“濛濛”状雨之貌。《诗经·召南》有《殷其雷》篇，司马相如《长门赋》亦有“雷殷殷而响起兮”句；《诗经·邠风·东山》有“零雨其濛”句，《说文》：“微雨曰濛濛。”这里袭用之以点明雷声隆隆、细雨绵绵的久雨不断的恶劣天气环境。开门见山，笔墨经济。二句是全诗的基础，下文的一切描写皆由此而产生。“我徒我车，涉此艰阻”，点明时在行军途中。上句连用二“我”字，其对士卒的感情可知；下句着一“此”字，也可从中得知诗人正在军列之中，是目睹这场艰难跋涉的。这二句写法貌似直拙，其中却大有可细昧之处。
接下来，诗从各个方面对“涉此艰阻”作具体描绘，给读者展示了一幅雨中行军图。先是写路途之难行。洹水，在今河南北境，《水经注》：“洹水东北流，经邺城南。”从邺城出发，应经由洹水，“遵彼洹湄”，是说大军沿着洹河的河岸前进，“言刈其楚”，则写军队前进时的行动，句袭用《诗经·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的成句，“楚”，荆属灌木，又名牡荆。行军为何要割楚？下文说明原来士卒们是用荆条铺在路上，垫平雨水积聚的泥泞道路，以便使人车顺利通过。班，铺开；潦，雨后的积水。行军时的艰难，由这个细节，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再往下是写行军中的人流车队。先以二句写车，“辚辚”，为车行时发出的声音，写听觉；“载低载昂”，又转写视觉，描绘在高低不平而又泥泞难行的路途上大车忽上忽下颠簸前进的情形。“嗷嗷”，哀鸣声，《诗经·小雅·鸿雁》有“鸿雁于飞，哀鸣嗷嗷”句，此用以形容赶车人（仆夫）的叫苦连天声，写的又是听觉；“载仆载僵”，笔锋仍回到视觉上，描写道路上跌倒和僵卧的士卒遍地都是，一派惨象。此四句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反复转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行军环境的艰苦和征人的苦难，富有感染力。结尾二句补足上文，以衣裳尽湿、雨水淋漓的战士的冒雨行军结束全诗，表现了对士兵的同情。王夫之《古诗评选》说此诗：“伤悲之心，慰劳之旨，皆寄文句之外。”可谓中的。
第二首诗在叠词的运用上相当成功，特别是“殷殷”、“辚辚”、“嗷嗷”等象声叠词的运用，既生动形象又富有音乐美。王夫之说此诗“一以音响写之，此公子者，岂不允为诗圣。”对此种手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另外，魏文帝曹丕在黎阳还写了《黎阳杂诗》一首，该诗录入清康熙《浚县志》和《浚县历代诗词选》：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
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
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
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
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刘祯写给曹丕的诗
此外，《七子年谱》将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列在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军由合肥还谯。曹丕夜宴众宾，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一记其事。”这组诗的第四首描绘了曹丕与七子叙意濡染、赋诗连篇的盛况，假若真为十四年所作，则建安十四年出现了一个诗歌写作的高潮，因此，对于刘桢写作此诗的时间和内容，需要认真的辨析。其诗如下：
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
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众宾会广坐，明灯熺炎光。
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觞行无方。
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大康。四牡向路驰，欢悦诚未央。
余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
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
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便复为别辞，游车归西邻。
素叶随风起，广路扬埃尘。逝者如流水，哀此远离分。
追问何时会，要我以阳春。望慕结不解，贻尔新诗文。
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宠珍。
秋日多悲怀，感慨以长叹。终夜不遑寐，叙意于濡翰。
明月曜闺中，清风凄已寒。白露涂前庭，应门重其关。
四节相推斥，岁月忽欲殚。壮士远出征，戎事将独难。
涕泣洒衣裳，能不怀所欢。
凉风吹沙砾，霜气何皑皑。明月照缇幕，华灯散炎辉。
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君侯多壮思，文雅纵横飞。
小臣信顽卤，僶俛安可追。
据《文选》卷二十三李善注：“元后谓曹操也；至南乡谓征刘表也……丰沛汉高祖所居，以喻谯也；君谓五官也。”所以，第一首理解为是对建安十四年南征回谯的回忆，是大体不差的，具体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建安十六年之后，从诗意来说，“昔我从元后”，是对往事的回忆；此诗题为《赠五官中郎将》，而曹丕于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置官署，为丞相副。天下向慕，宾客如云。”第二首开始，所写之时间地点都变为邺城：“余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邺城正在清河漳水之滨，其内容是回忆自己的一件性命攸关的往事，以及表达对曹丕在自己患难之际的关爱的谢意。“余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从字面来说，是说自己曾在邺城身染重病，病了十余旬，但并没有任何资料记载刘桢患病一百多天。“痼疾”有可能是指刘桢获罪之事——此诗所涉及的各方面情况与当时的诸多历史事件极为吻合：
建安十六年，刘桢因“失敬被刑”，这是当时建安诗坛的一个写作题目。大抵是由于七子与曹丕的关系非常亲密，“行则同舆，止则接席”“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又与吴质书》），刘桢有些忘形，在酒酣坐欢之际，平视曹丕夫人甄氏，“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典略》谓桢平视甄氏事在建安十六年。”刘桢获罪是在夏季，这从刘桢刚刚获罪时写的诗作可知，刘桢《赠徐干》诗云：“谁谓相去远，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无由宣。思子沈心曲，长叹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迁。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细柳夹道生，方塘含清源。轻叶随风转，飞鸟何翻翻。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仰视白日光，皦皦高且悬。……”从其所写作的景物来看,“细柳”“方塘”“轻叶”等，正是盛夏景象。而此诗说：“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如果所谓“痼疾”，指的就是这次“失敬被刑”，则所经历时间为“十余旬”，季节是“自夏涉玄冬”，当时的情形非常危险，几乎有性命之忧：“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刘桢是兖州人，正在泰山岱宗脚下，《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典略：“刘桢，字公干，东平宁阳人也。”《后汉书·郡国志》：“东平国宁阳县属兖州。”此句是说，自己当时担心不能再回到故乡岱宗脚下，去会见亲朋旧故了。
以下诗句写的是在自己获罪时曹丕对自己的关心：“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说曹丕和七子中的朋友亲自来探视，并同自己这个获罪之人清谈日夕，常常表达出对自己的忧虑：“情眄叙忧勤”。同年七月，曹操率军西征马超，曹植和王粲、阮瑀等七子好友从征，刘桢以下所写，当是这个事情：“便复为别辞，游车归西邻。素叶随风起，广路扬埃尘。逝者如流水，哀此远离分。”说很快就有朋友之间的离别，朋友们要去“游车归西邻”，此时正是秋季：“素叶随风起，广路扬埃尘”，“追问何时会，要我以阳春”，曹军十二月自安定还，十七年正月返回邺城，与“要我以阳春”的预期大抵吻合。以此来看，曹操在对刘桢治罪之后，不久即率军西征，一直到“玄冬”返回之后，才赦免了刘桢，共计六个月左右的时光，正是“弥旷十余旬”的时间。由此可知，刘桢此诗，最早的写作时间，是建安十七年正月。
第三首是写自己在拘禁期间的情形，时间自然是秋天，说自己作为罪人，常常多有悲怀，多有人生的感叹，常常终夜不寐，无所事事，只能靠写作来寄托情怀，安慰寂寞的灵魂：“秋日多悲怀，感慨以长叹。终夜不遑寐，叙意于濡翰。”以下数句：“明灯耀闺中，清风凄已寒。白露涂前庭，应门重其关。四节相推斥，岁月忽欲殚”，应该是推想闺中妻子的寂寞凄寒和对自己的思念，“壮士远出征，戎事将独难。涕泣洒衣裳，能不怀所欢”，则是再转而写自己对于西征友人们的思念。
第四首，应该是写曹操返回，自己在赦免之后，参加酒宴，重新与曹氏父子和七子友人一同饮酒赋诗。曹操于建安十七年正月返回邺城，时候正是玄冬（深冬）。“凉风吹沙砾，霜气何皑皑。明月照缇幕，华灯散炎辉。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君侯多壮思，文雅纵横飞。小臣信顽卤，僶俛安可追。”
组诗四首，从建安十四年说起，到建安十七年正月为止，重点叙说自己获罪之后的种种感受，结尾以赞颂曹丕的文采飞扬结束，呼应第一首的“昔我从元后”时，与曹丕兄弟及七子的“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的欢乐。因此，此组诗应该移至十七年正月，是建安诗人群体在当时大规模写作五言诗中的一首。
刘桢的这组五言诗，以五言诗的抒情诗体形式，来写作个人的一段历史，这是前所未有的。其中蔡文姬的《悲愤诗》与之有相似之处，但蔡文姬的《悲愤诗》，虽为五言诗，却更为贴近四言诗的叙事方法，故刘桢此作，具有五言诗题材以及写作方式的开拓意义，是后来杜甫的一些自传性抒情诗的先声。
总体来看，刘桢的五言诗写作，也是建安十六年才开始的。
刘桢的《黎阳山赋》与黎阳城
刘祯入仕后主要参与了建安五年（200）的官渡之战和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建安十四年（209）七月至十二月东征孙权之役。刘祯在此期间曾积极进言献策，《南齐书。陆厥传》云：“刘祯奏书，大明体势之劲。”虽然他的奏书早已失传，但从后人对其奏书的称赞可想见其文之妙。同时，刘祯在行军途中还创作了一些诗赋。建安八年（203）写的《黎阳山赋》就是其中典型的一篇。
据《武帝纪》记载：建安八年（203），曹军“冬十月，到黎阳”。通过查《三曹年谱》和《七子年谱》，建安八年(即公元203年)，魏文帝曹丕（时未称帝）从征袁谭（袁绍子）自邺城至黎阳，写《黎阳作》诗前两首。延康元年（220）六月，曹丕曾南征第二次途经黎阳，写《黎阳作》诗第三首；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 (217)，与陈琳、徐瑀、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显然，他是在建安八年（203）十月，随所向披靡的魏军跟曹丕自魏都邺城(今邯郸临漳）南征到达黎阳。他攀上黎阳山，登高远望，思念家乡。心旌摇曳，感慨万千，惨切怀伤。触景生情，挥笔题作《黎阳山赋》（《黎阳山赋》录入清康熙《浚县志》）：
自魏郡而南迈，迄洪川以揭休。
想王旅之旌旄，望南路之遐修。
御轻驾而西徂，过旧坞之高区。
尔乃逾峻岭，趋连冈。
—登九息，遂臻其阳。
南荫黄河，左覆金城。
青坛承祀，高碑颂灵。
珍木骈罗，奋华扬荣。
云兴风起，萧瑟清冷。
延首南望，顾瞻旧乡。
桑梓增敬，惨切怀伤。
河源汩其东逝，阳乌飘而南翔。
睹众物之集华，退欣欣而乐康。
据《水经注。河水》卷五载：“又东北过黎阳县南，黎，侯国也。《诗。式微》，黎侯寓于卫是也。晋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径其东。其山上碑云：县取山之名，取水之阳，以为名也。王莽之黎蒸也。今黎山之东北故城，盖黎阳县之故城也。山在城西，城凭山为基，东阻于河。故刘祯《黎阳山赋》曰：南荫黄河，左覆金城。青坛承祀，高碑颂灵。昔慕容玄明自邺率众南徙滑台，既无舟楫，将保黎阳，昏而流澌，冰合于夜中，济讫，旦而冰泮，燕民谓是处天桥津。东岸有故城，险带长河。戴延之谓之逯明垒，周二十里，言逯明，石勒十八骑之一，城内名焉。”
这段话译为：（黄河）又往东北流过黎阳县南边，黎是侯国。《诗。式微》黎侯寓于卫，可以说明。晋灼说：黎山在县南，河水流经县东。山上有碑，碑文说：黎阳县是按山名，并按地在水北而命名的。就是王莽的黎蒸。现在黎山东北的老城，就是黎阳县老城。山在城西，城依山为基，东边隔着河水。所有刘祯《黎阳山赋》说：南边屏蔽着黄河，左边掩护着坚城，青坛上举行祭祀，高碑颂扬神灵。从前慕容玄明从邺率领部属南迁于滑台，但没有船只渡河，于是打算据守黎阳。到了傍晚，流动的冰块封冻起来了，他们就连夜从冰上过河；次日，冰又化了。因而燕人就把这地方称为天桥津。东岸有一座老城，旁边有长河的天险。城周长二十里，戴延之把它称为逯明垒。逯明是石勒十八骑之一，城就是以此命名的。
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出黎阳山和黎阳古城的确切位置。当时黎阳城应在紫金山与凤凰山以东。古黎阳城周边的城墙，设东、南、西、北四个城门。西门在河道村东高地上，门前有护城河（为黄河小分支），过护城河为城西“官道”，经大伾山北麓直通卫河桑村古渡，然后再西通淇奥，西北通顿丘，西南通雍榆、淇口。黎阳城北门，通古牵城及黄河以北的相、邺；黎阳城东门汉魏时较为繁华，出城不远及是黄河金堤，金堤上植满檍树，即万岁树，又名杻树。万岁树是一种种植于皇家园林的树：“官园种之，正名曰万岁，即取名于亿万，其叶又好”。
“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白旌若素霓，丹旗发朱光。追思太王德，胥字识足臧。经历万岁林，行行到黎阳”，这是魏文帝曹丕初继魏王时，在公元220年（汉延康元年，魏黄初元年）六月二十六日，率大军由邺城出发南下巡查至黎阳经万岁林时，挥笔而就的《黎阳作三首》中的第三首诗句；可惜在建安十九年（215），曹植徙封临淄侯，刘祯又成为临淄侯庶子，建安二十二年 (217)，刘祯因染疾疫而亡，仅差三年没有机缘读到此诗。《黎阳作三首》遂成为中国军旅诗的绝唱。
黎阳从周元王时设邑，到西汉高祖时设县，再到唐初设黎州总管府，期间跨越1000多年，黎阳城故址格局基本上未变，仍是头枕金堤，脚踏大伾，南紫金而北大魏，只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黎阳城规模不断扩大，总体扩展规律是：先东后西再向南。秦汉时的黎阳城故址集中建在据河较近的高地金堤附近，到隋唐时就向西拓展到紫金山以北区域了。
黎阳城东门出城不远，即为黄河金堤，金堤边有黄河渡口——黎阳津，可通河对岸的白马津及白马城；黎阳城南门过紫金山可直通黄河北岸的黎阳渡（又名四女台），渡口对岸即为滑台。北魏以后，白马城被废，城中居民多迁往滑台，滑台遂成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滑台城北的黎阳渡也因此日益繁荣，且超过黎阳城东的古黎阳津。
黄河岸边的黎阳渡口作为当时的重要关口，不仅有着壮士们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有着大浪淘沙的豪情，亦成为无数游子、旅人，依依惜别，惆怅满怀的离别之岸。自“三曹”和刘桢之后，江总、岑参、高适、王梵志、谢偃、李白、刘禹锡、骆宾王、王维、贾岛、杨巨源、范成大、王越、罗贯中、王阳明、冯梦龙、卢楠、谢榛、王世贞、王铎、朱骅等历代大文豪、大诗人，都在黎阳城边，黄河渡口，大伾山上留下了传世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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