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浚县正月古庙会》序一

浚县正月古庙会远近闻名，在中国庙会文化中独树一帜。2004年，“浚县古庙会文化”列入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单位，2007年，“浚县古庙会”被河南省政府批准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同年，又获得“河南省民俗经典”称号。庙会上的“民间社火”和“泥咕咕”也先后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浚县正月庙会之所以能够得到政府和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和认同，主要在于其拥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悠远而又深邃的历史内涵。

浚县正月庙会文化基因积淀深厚。一个地方庙会文化的产生，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当地的历史文化积淀非常丰厚，不同历史时期累积的民间文化成分最终聚集在庙会的广场，并以当地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展演出来。庙会为漫长历史演进的产物。二是依赖于某一历史人物、地方神灵或历史事件，为了某种具体原因，或纪念、报恩；或辟邪避灾和求吉，树立了一位神灵的形象，并为之建造庙宇，由此产生庙会。浚县古庙会的产生显然属于前者。有着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的支撑，其发展的态势更为强劲。

浚县庙会的知识谱系非常完整，前后贯穿数千年。浚县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文化遗址近30处，包括仰韶、龙山和商周文化系列。古浚地地理位置优越，“左右伾浮， 襟带淇卫”， 地势险要，又依山傍水，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往往也是政治与文化的会聚之地。因为战略要地常常会发生震惊周边的重大事件，这些重大事件自然也会引起当时精英群体的高度关注，精英群体从四面八方向这里会集，形成了浓郁的政治和文化气氛。于是，在浚县，产生了春秋时代的政治活动家子贡、北魏善于断案的尚书令李崇、隋末唐初著名文学家谢偃和王梵志、明代文武双全的王越及文品与人品俱佳的卢楠。不仅如此，一些载入中国文学史册的文坛泰斗也曾在浚地流连忘返。孔子周游列国，始于卫国。曹丕、刘桢、李白、骆宾王、王维、岑参、高适、贾岛、杨巨源、范成大、罗贯中、王阳明、冯梦龙、王铎等历朝文豪都在浚县留下了不朽的诗文。历朝思想家和文学家光临浚县并生产佳作，为浚县庙会文化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庙会的核心是神灵信仰，神灵信仰也是庙会得以形成的基础。浚县有着久远的民间神灵信仰传统。古黄河流经浚县，时常泛滥成灾，当地人们深受其害。因此，凡是能够治水且在浚地治水有功的英雄便被奉为神灵，水神成为浚地民间所崇拜的主要神灵，从大禹到二郎神再到镇河将军（弥勒佛），构成了浚县古庙会神灵祭祀的一条特有的演进脉络。

《尚书·夏书·禹贡》云，大禹平治水患，“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在浚地，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历代相传。浚县民众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于明万历年间在大伾山东南侧建了禹王庙，清康熙十八年，县令将禹王庙搬迁到了大伾山顶。

无独有偶，二郎神也有过斩蛟治水的事迹。《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0记载：“襄阳城北水中有蛟，数出害人，遐拔剑入手，蛟绕其足，遐挥剑截蛟数段而出。自是患息。乡人德之，为立祠祀之，以其尝为二郎将，故尊为二郎神。”据《浚县志》及《大伾山志》记载，大伾山、浮丘山上最早的庙宇中就有二郎神庙。二郎神与浚县的关系非常密切，传说大伾山、浮丘山是二郎神为治理水患从他处迁移而来。

连年不断的黄河水灾强化了人们对水神的信仰意识。浚县古庙会的存在其实是出于一个非常现实的目的，就是祈求水神保佑不要发水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庙会活动是围绕祭祀水神展开的。据明代嘉靖版《浚县志》记载，十六国后赵皇帝石勒听从西方高僧佛图澄的建议，在大伾山东麓依山雕凿了一座大石佛。大石佛高22．29米，比乐山大佛早四百多年，被誉为“中国最早，北方最大”。然而，这尊弥勒佛竟被当地人称作“镇河将军”。将其身份转化为职能单一的水神，这在全国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危及生命财产安全的水祸促使浚地人们造神建庙。消除水患、祈求平安是浚县古庙会最鲜明的主题，也是浚县古庙会得以产生和延续的当地人共同的心理定势。

浚县正月庙会具有强烈的朝圣吸引力。庙会是一个特定区域各种民间文化形态集中展演的舞台。围绕庙宇，也是一个区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在特定时空里综合显现的场域。庙会文化的特征排斥了单一文化形式展示的可能性。在一个特定区域，文化形态的丰富多彩和宗教信仰的多元才能保证庙会的可持续发展。浚县古庙会的质地非常优越，当地各种信仰和民间文化资源极大地满足了庙会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也满足了朝圣者对庙会的多种期待，激发了人们逛庙会的热忱。

浚县是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融合交汇之地，人们信奉的神灵众多，相应地，随着庙宇的增多，不断酝酿和生发出新的庙会生长点。不同的神灵满足了人们不同的信仰需求，同时也使得庙会神灵崇拜的内核非常饱满。

在中国民间的祭祀行为中，儒释道通常是不分的。这种不分往往是不明就里或者说本身就分不清儒释道，而浚县神庙的儒释道合一则是有意为之，反映了自觉的兼容并蓄的信仰追求。不同信仰的朝拜者在同一座神圣的空间都可以获得精神的皈依，大大增强了庙会的吸引力。

浚县庙会有一个完备的庙会支撑体系。庙会是综合性的民间文化事象，需要有传统习惯心理和可供展演的民间文化的支撑。浚县古庙会是信仰、集市、娱乐于一身的多内涵型庙会。它以碧霞宫等神庙为依托，包涵了民间信仰、民间商贸、民间娱乐等群众表演和民间文化活动。

首先，庙会展开的起始时间是在农历正月初一。新年的第一天，人们期求神灵保佑的愿望最为强烈，浚县古庙会恰好迎合了这种愿望。大年初一，给长辈拜完年后，人们争相赶正月第一天的庙会。浚县城里有“登高祈福”，“散百病”的习俗，一直流传“上山转，百病散，老奶奶（碧霞元君）显灵验”的说法。

其次，浚县的民间工艺非常发达，富有特色的民间工艺产品建构了庙会集市交易的平台，琳琅满目的商品摊位烘托了庙会的商业和文化气氛。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庙会得到集中展示，不仅仅满足了人们的购买欲望，也丰富了人们的民间文化知识，更主要的是不同风味的民间文化得到交流，民间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了延续下去的动力。民间艺人在家乡父老面前尽显才艺，在一阵阵喝彩声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第三，一些民俗活动成为浚县古庙会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些民俗活动表现为民众集体的狂欢行为，其中以社火最为突出。各家社火表演队尽显其超群的技艺和招牌装饰，扭秧歌的、踩高跷的、跑马上竿的、耍把势的、说书唱曲的，各怀各的绝技，人们可以欣赏和体味到传统香会的风情。在富有竞争性质的表演过程中，充分展示了庙会的民间狂欢精神。

第四，人类对美味的渴求，是人的本质的充分反映。在味觉享受过程中，涌动着一股勃发的生命冲力。孟子说“口之于味有同是嗜焉”，这嗜正是来自味了。在浚县古庙会的特殊情境中，人们可以满足平日里难以满足的食欲。浚县自古为通衢之地，商旅络绎不绝，所以南北风味、东西佳肴在正月庙会上汇集。香气扑鼻的榆皮饹面，质白细嫩的豆腐皮，外酥里嫩的石子馍，清咳利喉的梨青糖等都是流传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名吃，在浚县古庙会上大快朵颐。

庙会仪式表演的模式化。浚县古庙会流传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年复一年，庙会的操作、运行的程序及仪式过程早已相对稳定。其在实施过程中，是以一种固有的行为模式出现的。所谓行为模式，即是行为方式的模式化。如果某些行为方式具有重复性、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我们可以说这种行为方式是模式化的。

仅就社火中的高跷表演角色的扮相和形体动作而言，就是由程式化的套路招式组合而成的。如高跷表演队伍由九个方阵构成，每个方阵演述一个相对独立的传说故事。

高跷队伍一方面在表演，另一方面又在叙述，在讲故事，它将当地的民间杂技、民间舞蹈、民间服饰、民间曲艺、民间传说等融为一体，显示出极高的观赏性。表演者高超的表演技艺、插科打诨、风趣的故事情节，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期待，显示出群体动态的民间艺术的魅力。

高跷的叙述表演具有浚县鲜明的地域特征，其模式化不仅表现在表演的套路本身，一招一式的寓意也是模式化的，即高跷的叙述表演程式中包含着特定的内涵意蕴。也就是说，一招一式代表着某种意味，这都是当地人约定俗成，共同认可的。这种大型的民间表演形式只有在庙会的情境中才能展示开来，庙会成为民间文化最适当的展示舞台。

   浚县古庙会从参拜祭祀、歌舞表演到景点和摊位的布局，都达到了模式化的程度，已演进为完整的结构体系，这就使得浚县古庙会具有极强的流传惯性。浚县古庙会之所以源远流长，经久不衰，一直保持着古朴的民俗风格，与其仪式表演的高度模式化是分不开的。同时，浚县古庙会优越的环境状况和仪式表演的高度模式化使之在新的发展时代中优势明显，能够适时地进行自我调节，与时俱进。

   我曾两次赶过浚县正月庙会，一次是在参加“浚县民俗文化和文化产业构建研讨会”期间，另一次是在参加“春节文化研讨会”期间，会上结识了马金章和张富民先生，并读了他们合著的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原汁原味的《浚县正月古庙会》，欣闻再版，特表祝贺！

   是为序！

                                                                 万建中 

2010年12月16日

（万建中，系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