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公元2011年1月1日的时钟刚刚敲响，本世纪头十年也就这样地过去了。

也许，我们大家还记得，当人类步入新千年的时刻，面对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我们将以怎样的思绪迎接，如何摆脱过去的阴霾，如何走向未来的黎明，可以说是困惑与机遇并存；危机与挑战同在。尽管联合国新千年大会正在寻找出路，然而我们似乎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我们前进的目标，还是一片茫然，敢问路在何方？

现在，也许正是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我们似乎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受到路在何方？路就在我们的脚下，那就是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

为什么？这不是出于情感的交融，而是出于理性的思考。

这里，我们不想作冗笔的表白，只想说明一个事实，一个世人熟知的历史事实，即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的传承至今的文明，或者说原生态文明。

我们曾提出要构建生态政治学，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社会本身也是一个生态政治体，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这一眼光出发，可以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的人类文明的活标本或活化石。我们要看看世界的过去，我们要想想世界的未来，只有也只有从世界上现存的唯一的人类文明的活标本或活化石研究入手，它之所以存在，绵延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必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个有机的生态政治体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利用现有的一切有利条件，认真地加以解剖，深入地进行发掘，从中找出内在运行的机制，从而把握历史发展的命脉。

其实，问题倒也很简单，依据我们现在的意见，中华文明传承至今，不断地焕发青春，保持旺盛的活力，靠的是什么？一句话，无非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它以一种独特的物化形式，不仅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脑海里，而且还潺潺地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生生不息，代代不已。

今天，也就在今天，当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在复兴之际，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国学热”，它让我们懂得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复兴，必然以文化复兴为先导。所谓的国学？依据我们的看法，也无非就是中国之学术，也可以说是国故学，说的再简单一点，也就是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不过，国学本身是相对西学东渐而来的，它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地变化和完善之中。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它的主体部分，或者说主流部分；它的核心内容，或者说中心内容，早已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积淀成型，奠定了我们中华文明宏伟大厦的基础，成为我们中华文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一个主流的，这个主流是儒学；儒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则是经学，这也是国学研究最中心、最关键的所在。

诚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经学，主要指六经而言，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我们据司马迁的记载，当年孔子以承传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作《春秋》，诠释《周易》，把六经作为教授门徒的基本教材，规定为孔门弟子的必修功课，也可以说是孔学，它无疑是孔子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好好地继承和发扬。

我们知道，孔子以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等等。实际上，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恐怕还不止这些流派。在我们看来，其中的子贡之儒，或者说子贡文化，应是他们当中的一个突出代表。

子贡作为孔子的弟子，子贡文化作为孔子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这里，我们不妨着重强调这么几点：

其一，有关子贡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问题；

一般地说来，所谓的内涵，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概念的内容；所谓的外延，则是指一个概念所确指的对象的范围。我们简单一点说，也就是一个概念的内容与范围。

那么，如何界定子贡文化内涵与外延，或者说子贡文化的内容与范围呢？

我们以为，应当从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实际出发，从子贡前后阶段变化的历史实际出发。

如果我们以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为春秋战国之际的界标的话，子贡的历史发展，我们暂且略去青少年时代不计，大致也可以按照这样时间，分为前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从赴鲁拜师求学到守丧六年离去，可以看作前一个阶段；从出仕于齐到病逝于齐，可以看作后一个阶段，前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反映了子贡的历史发展轨迹。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在前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中，子贡始终追随先师孔子，践行先师孔子的思想学说，矢志不渝，奋斗终生。这也就是说，子贡文化的内涵是以孔子思想学说为核心，包括相关的史事、地下考古，以及历代歌诵、纪念、文物遗迹等等；它的外延则包括了整个东周社会，乃至古老灿烂中华文明在内。

其二，有关子贡文化的表象与特征问题；

这些年来，我们在关注和研究地方文化或区域文化的过程中，常常会注意到某种文化现象的地面遗存或反映，这种地面遗存或反映，我们称之谓表象。所谓的表象，本指某一种文化的物化表象，也就是地面上所保留的遗存或遗迹。从某一种文化而言，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或条件不同，包括传播方式或途径的不同，往往地面的遗存或反映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通过实际调查和比较，从中找出几个最具有代表性或者说最具有共性的表象，也就是特征。所谓的特征，本指某一种文化的物化表象的普遍特征，它通常是由几个物质文化要素所构成的。

我们再简单一点说，所谓的表象与特征，实际上就是某一种文化现象的个性与共性的问题，或者说一般与特殊的问题。

那么，如何探讨子贡文化的表象与特征，或者说子贡文化的个性与共性呢？

我们以为，也必须从子贡文化的内涵入手，当然也包括外延在内。

这里，我们提出这样一种想法，应当把全国各地现今所保留的有关子贡文化的遗存或遗迹，包括地方志材料在内，作一综合性考察，找出其最具有代表性或者说最具有共性的表象。我们以河南浚县为例，似乎可以归纳这样几点：一是，有一个祠，即子贡祠，或曰黎公祠、黎公别祠；二是，有一个墓，即子贡墓，或曰黎公墓；三是，有一个树，即子贡手植楷树；四是，有一个堂，即庐墓堂，乃或讲学堂。

一般地来说，我们判断某一个地方或区域的子贡文化，只要具备这四个基本特征的三个或二个，也就可以了。

其三，有关子贡文化的地位与影响问题；

不消说，我们这里所说的地位与影响，本是指历史地位和影响。

那么，如何评价子贡文化的地位与影响，或者说子贡文化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呢？

我们以为，实际上也就是怎样诠释子贡文化的表象与特征问题。

因此，我们也必须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同时，站在一定的历史视野，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作以考察。

近些年来， 我们有这样一种看法。按照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重新界定人类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我们认为，距今一万年前后，伴随着农业革命的出现，人类自身生产由族内婚向族外婚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形成，而国家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后到来工业革命，以及后工业革命，包括早些时候的前农业革命在内，大体上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的四个不同发展时期。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要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全新的、明晰的理解和认识。

具体地来说，其中前五千年，可以作为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80世纪到公元前30世纪，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奠基阶段；相对而言，后五千年之中的前三千年，可以作为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30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而后的两千年，可以作为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发展阶段；余者一百年，可以作为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1911年到公元2010年的今天，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转折阶段。

显然，我们所说的子贡文化或者说子贡文化所反映的社会，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后段，即从开创阶段向发展阶段的过渡，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我们从纵向来看，由诸侯争雄再次走向统一，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我们从横向来看，以子贡之儒或子贡文化所代表的孔子文化，有其自己的独特贡献，其地位和影响，切不可低估。

河南浚县作为子贡故里，周初分封的卫国，多年来致力于子贡文化研究。去年，与中国先秦史学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鹤壁市人民政府、鹤壁市政协合作，又成功地举办了全国首届子贡文化高峰论坛暨祭拜儒商始祖子贡大典，随后编辑出版这部《子贡与中华儒商文明》一书，诸家广征博采，深入论衡，多有突破，多有收获，值得我们可喜可贺！

我们相信，在鹤壁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浚县县委、县政府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浚县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宫长为

2011年2月12日

（宫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