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鹤壁浚县大伾山太平兴国寺朝阳洞北崖壁上，有几块唐代的摩崖题记，分别是：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四月二十六洪经纶题记、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大伾山铭和缺年月唐魏博军将校勒功铭。

崖壁上钉着的“唐洪经纶题记”牌匾已经倾斜，好像要坠落的样子，纹丝不动的是题记。据说，这里很少人有人光顾，或许正因为少人光顾，匾是否倾斜也无所谓了。

这些摩崖题记内容大致完整，可以通读。前一件摩崖铭文的作者是洪经纶。据《旧唐书·洪经纶传》载，洪经纶曾误罢田悦兵，招致后来的兵变，从而被免职。在叛乱中，他又被叛军任命为太常少卿，平叛后被杀。

后两件摩崖题记涉及唐朝十分重要的一次平叛战事——平定李希烈反叛的战争。李希烈在两唐书中均有传记，他是行伍出身，在中唐时的重要藩镇军队——平卢军中颇有影响。李希烈先是被唐德宗拜为节度使，后又因讨梁崇义之功，被封为南平郡王、汉南北招讨处置使、诸军都统、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占据淮西的李希烈后来公然反叛，自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为了平定李希烈叛乱，唐政府花费了多年时间，派出了大量军队，并拉拢动员藩镇军队助战。学者指出，唐代中后期，中央财政主要依仗江南漕运，而李希烈把持亳州，威胁漕运，使得唐政府不得不全力消灭之。

对于后两件摩崖题记歌颂的对象，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刘洽，但也有学者认为该铭应为歌颂符璘而作。后者认为，铭文中有“委银青光禄大夫、试殿中监御史中丞符公总之”，说明歌颂的是符璘。

但王昶在《金石萃编》跋语里认为大伾山铭中歌颂的对象宋亳节度使刘洽无大功可言。他说：“破希烈功，李晟为最著。刘洽率兵盘桓日久，仅止拒守。扶沟间有俘获，大都曲环之绩为多，至希烈之诛，假手牙将陈仙奇，并非兵力所致。则洽亦无大功可录。宜乎史不为立传，而李沛乃勒功大伾，比于铜柱、燕然，幕官喜谀若此，可叹也。”这些看法似可商榷。据《旧唐书·刘玄佐传》记载，刘玄佐（即刘洽）率其部与李希烈直接对峙，多有战胜。如“希烈围宁陵，洽大将刘昌坚守不下，希烈攻陈州，洽遣刘昌与诸军救之，大败贼党，获其将翟崇辉。希烈弃汴州，洽率军收汴”。

可见刘洽所部在平息李希烈的战争中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虽然直接交战取胜者均为刘洽麾下大将，但是将部下战功归于一军统帅，是千古惯例。

石刻中还有一些记载与正史不尽相同，如刘洽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十一月破李希烈、符璘为田悦所派出等事件在正史中找不到根据。

根据新旧《唐书》中的有关记载，符璘在贞元年间就已经脱离魏博军田悦控制而归附马燧的中央军队。《新唐书·符令奇传》载：“田悦拒命，马燧败之洹水。令奇密语曰：‘汝能委质朝廷，为唐忠臣，吾亦名扬后世矣。’……初，悦与李纳会濮阳，因乞师，纳分麾下随之。至是，纳兵归齐，使以三百骑护送。与父啮臂别，乃以众降燧。”又“李怀光反，诏燧讨之。璘介五千兵先济河，与西师合。从燧入朝，为辅国大将军。赐请恭里第一区，蓝田田四十顷”，“居环卫十三年”。可见他后来一直是中央的军队将领。关于有关事件发生的时间，《新唐书·李纳传》载：“正已死秘丧不发，以兵会田悦于濮阳。马燧方击悦，纳使大将卫俊救之，为燧所破略尽，收洹水。”《新唐书·代宗纪》载：“建中二年八月……辛卯，平卢军节度使李正已卒。”又《新唐书·德宗纪》载：“兴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怀光为太尉，怀光反。”可见符璘归马燧是在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后、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前的事。但大伾山铭中称：“在我魏博节度使、工部尚书、御史大夫、驸马都尉田光选百金之士，马步五千，悉甲而遣委银青光禄大夫、试殿中监兼御史中丞符公总之。洎贞元元年春一月，毕会于大梁。”按这种说法，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时符璘仍在魏博军中。这与正史记载出入颇大。如碑铭可信，则新旧《唐书》中关于符璘归附的时间及有关事件均需改正。这就给这些正史记载提出了一个需要进一步证实的问题。

当游人站在摩崖题记面前，思绪飞向那千年前的古战场，仿佛能看到那翻飞的战旗和奔驰的马队。 节选自《峭壁上的文化瑰宝》，李红军王冰炎文，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