浚县大伾山大石佛象
虽然本次论坛的会议主题是“浚县大佛的研究与开发”，但大石佛的开凿年代无疑是这一会议的主要学术成果体现，是专家们观点交锋之处，也是与会成员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所在。大部分与会学者如徐文明、杨维中、麻天祥、李利安、崔正森等均认同当地学者的意见，认为浚县大石佛开凿于十六国后赵时期，并分别从史志文献、佛教考古、文物碑版、摩崖题记、后赵历史、弥勒信仰、石勒与佛图澄、佛教传播、佛学义理等角度，对此进行了综合性的论证和考辨。然而也有学者从佛像服饰和佛教考古以及弥勒信仰传播时间等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佛像开凿年代可能不在后赵，而是晚于后赵，甚至于有学者称始凿于唐代。
对于大石佛开凿年代的不同说法，其实自来就有，限于材料至今也不能够完全定论，这恐怕也是这座神秘的大佛吸引世人的又一个魅力所在。
说法之一，明末浚县知县张肯堂篡《浚县志》记载：“大佛岩在大伾山东。石勒佛图澄之言，鑱崖石为佛像，高寻丈，以镇黄河。拓跋魏覆以重阁。元末，毁于兵。”是说大佛是在后赵时期开凿。天宁寺中有后周显德六年《黎阳大伾山寺准敕不停废记碑》记载：“以兹山之足为佛足矣，以兹山之顶为佛顶焉。寺内有缺落碑铭，载相续年月，俨三十二相，亦四五百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大伾山天宁寺重修三殿碑记》记载：“畿南千里而遥，有山唯大伾，建寺其上，以天宁名。山有佛，千二百年余，其兴废几几。”则是其证据。
说法之二，是在元代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著名文学家王恽在大伾山游玩后所写的《游东山记》中，认为“其镌凿本末，以寺石麟考之，为高齐所造无疑”。王恽的根据是大佛所在的天宁寺门前石麟（石兽）的雕造风格，根据石兽的雕造风格判断大佛是在北齐时代所建。
说法之三，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文物普查时，人们根据大佛现存的体态形状和服饰特征断定为唐代后期所建。此次论坛北京两位学者的观点正与此同。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观点，比如北魏说、甚至明代说等，从论证证据来看，都不足取。在此，重点分析一下第二和第三种说法。
说法之二，仅据寺前所出石兽来判断大石佛的开凿年代为北齐所建，实在于逻辑上行不通。根据石狮年定你固然可以（也许还不可）推断寺庙的建造年代，但怎么能够判断大石佛年代呢？如果两者同时所建，这还有些道理，但是据当地文献史志材料和金石碑版证据来看，大石佛与天宁寺并非同时所建。
天宁寺的建造是有年代记载的，建于北魏太和年间，天宁寺在五代之前成为大岯山寺，之后才改为天宁寺。从后周《黎阳大岯山寺准敕不停废记碑》来看，是山上先有佛像，之后再建寺保护。寺前出土北齐风格石狮雕像，只能证明天宁寺（大岯山寺）建于北齐，而大石佛之开凿应该早于此才是合理的推论。实际上，王恽看到的石麟或石兽，也并非北齐之物。1963年文物普查之时，当地文物工作者在天宁寺门前“七十二磴”两旁地下，发现了一对古代石兽，经过鉴定是北魏早期遗物。这也说明天宁寺始建年代至晚是北魏时期。那么，大石佛的始凿年代应该早于北魏时期。
说法之三，是将大石佛开凿年代定在了唐代。其主要依据就是根据大石佛现存的石像体态、面部特征和服饰纹理来做判断。学者从佛教考古学角度对此进行类型学研究和标型学比勘，得出现存大石佛形状是唐代风格这样的的结论，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们说这只是说现存大石佛形象的考古学观察，对于大石佛始凿年代的由此推定，依然是有些问题的。
实际上，就现存的大石佛形象观察，其时代特征是非常复杂的，有早有晚，并不一致。比如说，其形体作△形，方墩座、平挺肩、长脖颈、平板脚等形状，应该是属于北魏时期甚至更早的一些佛像特征。而佛像服饰的两襟垂直形状，则有北魏太和服饰改革之后的象形特点。面部特征中的螺发，长脖颈的三道肉纹，更是唐代晚期的佛像作风。这种一尊佛像之上的混杂时代特征，被称为：“两头（头和足）早，中间晚；轮廓早，细部晚。”这就说明，大佛的开凿至完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即开凿之后，历代续有兴废，扩建和改造，不绝史书。明乎此，就不会仅据佛像时代较晚的形象特征而推断其始凿年代，就会对大佛的时代问题有一个可以说得通而站得住脚的说法了。
就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而言，当一个考古学遗迹中，地层中所含出土物有早有晚，较晚的遗物可能是后来掺入的，地层的年代还要以时代较早的遗物来判断。这是一个考古学的常识。举例来说，一个墓葬被一个灰坑打破。根据地层的打破关系，我们就能判断出两个考古学单位的相对年代，墓葬早而灰坑晚。当我们发掘该墓葬的时候，灰坑中的遗物混入了墓葬，就不能以打破它的灰坑之遗物为时代进行判断，而应该以墓葬中原有的遗物为判断墓葬年代的依据。同样，一个历史遗物建造完成后，历代多有修改重建，其始建年代只能依据其中的含有时代较早的遗迹进行判断，而不能以后来续建的时代特征为依据。
对于大伾山大石佛而言，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当它有较为复杂的时代混合特征时，就应该以其较早的时代特征判断其始建年代，而不是依时代较晚的特征为判断根据。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第二、三种观点都有一些方法和逻辑上的问题，因此第一种观点，也就是大石佛始建于十六国后赵时期，应该是相对可靠的一个观点。因为这样一个观点，不仅有文献史志的记录，而且也有金石碑版、文物遗迹的证据，更有后赵这一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辅证。据《十六国春秋·后赵录》，公元319年，石勒始称赵王，建都于襄（今河北邢台），并接受国师佛图澄的建议，开始大兴佛教，在其死去之前的10年间，后赵对外已基本没有什么战争，处于短暂的较为安定的环境中，开凿大佛完全有成熟的条件。因此我认为是站得住脚的，可以相信的一个说法。
说到此，个人还有另外一些感想。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其实也不尽然，当地的和尚也会念经。外来的和尚固然有较宽阔的视野，可能会念一些本地没有的佛经。但是要念当地的佛经，当地和尚可能不会比外来的和尚逊色多少。“当地和尚”的观点也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于浚县大石佛而言，也当作如是观。
据我所知，当地学者对大石佛始建年代的考察研究最有成就者，是已经退休的任思义先生。他在浚县文物部门工作多年，掌握了大量的关于大石佛的资料。他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成的《谈谈浚县大石佛的创凿年代》（《中原文物》1989年第2期），至今看来，仍是一篇份量很重、言之成理的论文。现在许多学者谈论这一问题，都绕不开任先生此文。包括著名佛教考古专家温玉成先生多次论及大伾山佛教，都受任先生此文的影响。原因无他，任先生就是一个长期关注于此、搜集大量证据并勤于思考、反复论证的当地“和尚”。
与此同时，我还注意到有一篇与任先生进行商榷的论文——周某等《也谈河南浚县大石佛的年代问题》，《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虽然该文没有明确提到是与任先生商榷，但从两文先后顺序及该文立论逻辑来看，应该是针对任先生论文所发。因为观点与任先生不一，周主张浚县大石佛开凿于北齐，而周某是研究石刻艺术的专家，所以格外引起我的注意，拜读再三，希望能看出其立论的证据。但是非常遗憾，文中除了不负责任地任意否定任先生所引用堂堂正正的文献记载和金石材料证据之外，自己所立的观点竟然是毫无证据的以“情理”推之。
因为未见任先生对此的回应，或许是当时就回应了而没人敢于将其发表。所以在此略为之辩，也算是作为一个路过的外行人的打抱不平吧。
周某首先认为后赵说所据资料之不可信。他是拿民间认为赵州桥、大足石刻为鲁班修及鸿庆寺石窟为公输盘修等传说故事和后世的文学作品，来比附石勒、佛图澄修浚县大石佛，这是非常不严谨也完全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因为明代浚县知县张肯堂所纂《浚县志》，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石勒、佛图澄修建大石佛见之于这种堂堂县志中的郑重记载，怎么可以和“赵州桥鲁班爷修”这样的民间歌谣相提并论呢？况且他所说的石勒、佛图澄确实历史人物，而且与此历史背景和社会信仰非常吻合，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中人物，当地也没有关于石勒、佛图澄建造佛像的神话传说，怎好以彼例此，因别处神话传说之不可信，而断言此处文献记载也不可信呢？况且，任先生文中所引资料，除了正规的史志文献，还有实物凭证的文物资料，包括金石碑版、发掘文物、摩崖题记等，与周某所举的别处神话传说、文学作品并不相同，怎可任意污为一类呢？自己举不出类似科学严谨的反面证据来商榷，却用这些非学术性的东西来反对别人的学术论文，这样做，不仅不是治学的严谨态度，更不是治学的科学方法。周某立论逻辑既已不能成立，更遑论其结论！
其次，周文认为后赵时期不可能造弥勒大佛，其理由是后赵时期还没有弥勒佛信仰。关于这一问题，本人不研究佛教，不能信口乱说。不过通过这次论坛，听一些专门研究弥勒佛信仰的专家讲，弥勒信仰在中国境内很早就有，并非周某所云“中国对弥勒的崇拜稍晚”。随后本人有查阅相关资料，知道中国关于弥勒信仰的起源与当时所译经典有直接的关系，而最早翻译出弥勒佛经《弥勒下生经》、《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是西晋时期的高僧竺法护，竺法护是在西晋大安二年（公元303年）完成这一翻译工作的。这就说明西晋时期中国境内已经有了弥勒信仰，晚于此时的后赵时期（后赵建立于公元319年）造出弥勒佛像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尽管文献记载中没有佛图澄自己造弥勒佛象的信息，但是其弟子释道安等则在南方建立了许多弥勒佛造像，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凭什么理由就决然地断定“后赵不可能造弥勒大佛”呢？周某文中也承认“西晋僧人竺法护比石勒稍早”，但却认为后赵时期“弥勒信仰尚未广泛流传”，不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逻辑？周文自己也承认：“石勒笃信佛教，曾尊佛图澄为‘大和上’，让其直接参与政治、军事活动，命军中奉佛，自己也亲身拜佛”，怎么就能得出“在浚县（浚县当时属于后赵治下范围）大伾山雕凿二十多米高的弥勒倚坐像，恐怕使人难以置信”这样的结论呢？行文如此矛盾，却非要得出一种自以为是的结论，真不知其何以如此？别人如何还能相信你的这一结论呢？
再次，周文认为浚县大石佛开凿于北齐，是因为“北齐有造大佛像的传统”。文中讲“北齐虽是一个短暂的王朝，但对僧团十分尊重”，言此时佛教大兴，多建佛寺，僧众日增，并例举此时修建各地大佛造像。以此“情理”推测浚县大石佛也是此时所建。这同样也是做并不充分的类比而论，因为没有文献记载此时开凿浚县大石佛。按照周某这个逻辑，北齐佛教大兴浚县可以建大佛，那么后赵时同样也是佛教大兴，统治者尊佛重佛不亚于北齐，为什么就不能在后赵建，而一定要在北齐时才能建成呢？同样，也正如周某所云，“中国最早出现大佛像是从北魏开始的。北魏王朝于和平元年（460年）在都城平城武州山（今山西大同云冈）开始造大佛像，如……为我国佛教造大像开了先河”，那么依照周某的逻辑，为什么不把浚县大石佛的开凿年代定在北魏时期开凿呢？反正没有文献记载证据，只要这个时代兴佛，就可以凿大佛像，北魏兴佛也丝毫不逊于北齐，断定其凿于北魏，不同样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吗？况且，北齐的“造大像的传统”不正是从北魏而来的吗？北齐短暂（550—570），凿如此大佛像都有可能，而北魏则长治久安（386—534），凿此大像岂不更合乎情理吗？更且，这样的说法没有任何文献记载作为证据，却要反对有文献与考古证据的观点而另立一说，标新立异。周某之如此立论，可见多不可信也。
最后，周末文中称“从造像风格看大佛开凿于北齐，完工于唐初”，这是其最终结论，也是其立论的主要论据所在。但他也并不完全是从佛像体态、服饰特征等佛教考古学角度而论，拉拉杂杂地说了许多与佛教考古不沾边的题外话。但就其佛教考古学观察角度而论，其中就有许多问题。
如周某文中言：“石窟造像艺术风格在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前，以昙曜五窟为例，石窟在形制上的特点是，内壁满雕于佛，大体上都摹拟椭圆形的草庐形式，造像主要是三世佛，主佛形体高大，占窟中主要位置，佛面相方圆，两肩齐亭，深目高鼻。上身内著僧祇支，外著袒或通肩大衣。刀法上是先雕出大的衣褶，再加刻阴线衣纹。也有厚重突起的衣纹。太和改制，因南北朝士大夫都重视清谈，‘出则车舆，入则扶持’，‘肤脆骨亲，不堪行步；体羸气弱，又多寒暑’。故反映到石窟造像上，面型清瘦，长颈、削肩，全用褒衣博带式服装。北齐到隋，属于过渡时期，造像又开始由瘦向胖过度。所以造像呈现出丰富、多变的复杂形态。发髻由高肉髻变为螺髻，颈也变粗，主佛整体造型看，大头、平宽肩、高胸、圆脸，衣纹稀疏出现有弹性的弧线和大面积的光洁面，刀法内方外圆仍有一定力感。到了唐代，就一反‘清癯瘦病之容’而为‘丰厚之体’。”这是讲佛像在南北朝至隋唐之间的发展变化，纷纭复杂，确实如此。但是我们从浚县大石佛的现存轮廓形象来看，并不是北魏太和改制之后的“面型清瘦，长颈、削肩，全用褒衣博带式服装”；更不是北齐至隋之间的大头、平宽肩和圆脸之过渡形态，没有此时的“清癯瘦病之容”；而是形体高大，身体壮硕，佛面相方圆，两肩齐亭，衣纹厚重。这明显是周某自己所说的北魏早期或其以前佛像的形态特征。怎么就不顾这些形体特征，一定说是过渡时期的北齐时代的作品呢？岂不自相矛盾。
况且，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浚县大石佛的现存考古学观察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是复杂的，有许多后世的时代因素在其中混杂，不宜以后世时代特征而定其始凿时代。而周文并没有说明响堂山、天龙山北齐佛像风格如何，仅仅一句“浚县大石佛和河北响堂山、山西天龙山北齐造像风格一致。故可断言，浚县大石佛始凿北齐是没有问题的”。如此判断，怎么会说“是没有问题的”呢？
本人曾去过北响堂山考察，对那里的北齐石窟佛像也略有认识。我则认为那里的佛像与大伾山大佛完全不同。其一，那里的石窟成群，规模壮观，且每一窟中往往不止一尊佛像，往往有主像有次像，而大伾山大石佛是这样单独一佛成尊的，二者明显不同；其二，响堂山石佛造像大都较小，最大的洞窟只有12米，盘坐其中的释迦摩尼佛像只有5米高，没有一个如浚县大佛体量之大者，两者在这一点上没有可比性；其三，也是主要的一点，响堂山石窟中所镌刻的佛像，是释迦摩尼佛、阿弥陀佛等，而大伾山大石佛是弥勒佛（弥勒佛真身），两者在造像本意上就完全不同，大伾山大佛旨在为民祛灾降佑，而响堂山石窟则是统治者自己的享乐，两者完全不能类比；其四，两处佛像雕凿的风格迥然不同，响堂山佛像细腻、华丽，刀法洗练，风格成熟，而大伾山石佛像粗狂、简朴，刻工拙劣，风格简陋，明显代表着不同的时代风格，故可知大伾山时代早，而响堂山时代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