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大伾山与黄河，不少人会想起《尚书·禹贡》大禹治水“东过洛汭，至于大伾”。这当然是体现大伾山与黄河关系的一段重要历史，但是，能体现大伾山与黄河关系的不仅仅是这一段。宋代，大伾山与黄河的关系最为密切，最为亲密，最轰轰烈烈。这时的黄河，簇拥着、拍打着大伾山，从山东侧向北，穿过大伾山、凤凰山、紫金山之间，呼啸着向北奔去。三山之间有浮桥横跨，如长虹卧波，这便是宋徽宗亲自命名的天成桥和圣功桥。
一、宋代浚县黄河
黄河在浚县的流经河道，因历史悠久，且改道频繁，已难一一确指，惟宋代是黄河在浚的最后时期，故道及堤段遗迹相对较多且比较明显，结合《宋史·河渠志》等史料，尚可大致勾勒。
宋代黄河从城关（旧滑州城）和道口（今滑县城）之间北入浚境，东北到迎阳铺一带折东，抵濮阳西。左右两岸尚存留局部堤岸遗迹。左堤自道口，北到杨堤，东北至四女台、张庄、大高村、嘴头、了堤，折东至白毛，再东出浚境。右堤自滑县旧城西，向北到浮沱（滑县），东北过苗固（滑县）到渔池（滑县），折北倒耿庄（滑县），再北到浚县马村、酸枣庙，折东到朱村、王楼，再东出浚境。当时浚滑隔河为界，此所谓右堤均在滑县境内，所谓浚县马庄、酸枣庙、朱村、王楼亦皆属滑县。
就是这一河段，北宋时期常常决口，而决口几乎都在滑县右堤。据《滑县志》记载，约有二十多次，常常是此堵彼决，才堵复决，灾害甚重，影响很大。为此，有人认为此段河道太窄，滑县土质疏松，应在浚县开河分流。
付诸实施的较大分流工程有两次。一次是淳化四年十月，根据巡河供奉官梁睿的建议，于迎阳铺凿渠引水四十里，至黎阳合大河，以防暴涨。次年一月竣工。但这次凿渠分流并未解决右岸溃决问题。政和四年，督水使者孟昌龄“又献议导河大伾——引使穿大伾及东北二小山，分为两股而过，合于下游。”并在大伾与其东北二小山之间架两座浮桥。这次分流规模大，投资多。分流河左堤为新修之堤，在杨堤与原黄河左堤相接，向北经八里井、毛村，接浮丘山，再向北经邢道口、吴刘沙地、南井固，向东接了堤头村黄河左堤。右堤主要依原黄河左堤，南中段较宽处筑有分流河堤，大致在四女台、西杨 屯西、紫金山一线，早已被烧砖起土挖掉。分流河上游在杨堤和张庄南之四女台之间，把黄河左堤扒断，使水流入分流河道，下游在了堤头和嘴头村之间，把黄河左堤扒断，使水仍旧流入老河东流。这条分流河当时称40里，实约长17公里，平均河槽宽1500米左右，穿山河段最窄。
孟昌龄导河分流54年后，即金大定八年李固渡决口后，浚县黄河只剩下四分水。80年后，即金章宗明昌五年阳武决口东流后，浚县黄河彻底断流。
二、修建天成、圣功桥
修建天成桥和圣功桥是为了浚滑一带黄河两岸交通。众所周之，浚滑一带黄河的交通枢纽是黎阳津（对岸称白马津），但大伾山东的分流河阻断了黎阳津交通通道。为保障浚滑两岸交通往来，必须在分流河上架桥，通向黎阳津。孟昌龄在向宋徽宗建议开挖分流河时，就考虑到了交通问题，提出修浮桥。《宋史·河渠志》孟昌龄言：“……倚山可为码头，又有中 ，正如河阳。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东北二小山，分为两股而过，合于下流，因是三山为趾，以系浮梁，省费数十倍……”朝廷喜而从之。政和五年，置提举修系永桥所。六月，降德音于河北、京东、京西路。其略曰“凿山酾渠，循九河既导之迹；为梁跨趾，成万世永赖之功……人绝往来之阻，地无南北之殊……”又诏：“居山至大伾山浮桥属浚州者，赐名天成桥；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桥属滑州者，赐名荣光桥。”俄改荣光曰圣功。
天成桥和圣功桥命运多蹇。修建第六年，即宣和三年六月，被河水冲毁。次年孟扬修复。靖康元年正月，金兵抵浚，宋将梁方平望风而逃，焚烧浮桥以阻金兵。这次浮桥被彻底烧毁。南宋时，浚县一带为金国版图。金国于此重建浮桥。因未见更名记载，且蔡京书写的天成桥石碑尚在，不妨仍称天成桥、圣功桥。南宋绍兴二十九年，浮桥被凌冰摧毁三十六洪。当年又重新修复。浮桥毁坏时，两岸交通靠船渡。
三、御赐桥名出差错
宋代大伾山东北有两座小山，一曰居山，即今凤凰山，在大伾山东；一曰汶子山、汶山，即今紫金山，又在凤凰山东。孟昌龄所谓导河“穿大伾山及东北二小山，分为两股而过，合于下流”，则凤凰山位于河中。又云“因是三山为趾，以系浮梁，省费数十百倍---”很自然使人联想浮桥从大伾山到凤凰山，再从凤凰山到紫金山。这样省工省费，合情合理。然而三山浮桥修成后，徽宗高兴，下诏为浮桥命名：“居山至大伾山浮桥属浚州者，赐名天成桥；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桥属滑州者，赐名荣光桥”。可能因为是御诏，又出自《宋史》，后人并未深究，浚县及滑县史志资料所涉，亦皆原文照录。笔者对此早有怀疑。天成桥从大伾山到河中的凤凰山，只要从凤凰山到紫金山再架一小浮桥，则两岸连通，何必再从大伾山到紫金山架荣光桥？荣光桥即从大伾山到紫金山，两岸已通，天成桥到河中成为断桥，何用之有？颇疑《宋史》记载“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桥属滑州者，赐名荣光桥”有误，应为“居山至汶子山浮桥属滑州者，赐名荣光桥”。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赴大伾山东，实地考察了凤凰山、紫金山的位置。凤凰山紧邻浚县水厂，被开山取石挖成了坑，正在回填还耕。紫金山亦因开山取石被挖成大石坑。虽然山被开挖，山址尚清晰可见。凤凰山在大伾山东约600米，紫金山在凤凰山东约150米。三山几乎成一条直线。（如图）实地考察更坚定了先前猜想。
孟扬修浮桥的记载佐证了笔者的猜测。《宋史·河渠志》：宣和三年，水坏天成、圣功桥。“四年四月壬子，督水使者孟扬言：奉诏修系三山东桥，凡役工……”据此可见，三山浮桥分东、西两桥。如然，则大伾山与凤凰山之间为西桥，即天成桥；凤凰山与紫金山之间为东桥，即圣功桥。
四、名噪一时天成桥
在浚县，说起古桥，大都会想到卫河上的云溪桥，很少有人知道天成桥和圣功桥。这也难怪，云溪桥存在时间长，而且现在见存，而天成桥和圣功桥存在时间最长只有几十年，并且在八九百年前已不存在。但是，就在当时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言，天成桥和圣功桥丝毫不比云溪桥逊色。云溪桥始建于明代，天成桥和圣功桥在宋代，历史更悠久；云溪桥在正史上只字未提，天成桥和圣功桥在《宋史》多次涉及，并且有大段记载；云溪桥为县建桥，而天成桥和圣功桥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投资多，规模大，牵涉帝王将相、达官显贵多人。因此，浚县不能也不该冷落天成桥和圣功桥。不无遗憾的是，浚县人对天成桥和圣功桥注意不够，就连《浚县志》的记载亦只有寥寥数笔。
天成桥和圣功桥在当时确实影响很大。皇帝宋徽宗钦定修建，并且赐名天成桥和圣功桥。为纪念修桥之功，新建有三山桥铭阁，丞相蔡京请示命名“缵禹继文之阁”。《宋史·河渠志》：“六年……七月戊午，太师蔡京请名三山桥铭阁曰缵禹继文之阁，门曰铭功之门。”阁的具体位置及形制不得而知。按情势分析应距桥不远，或可能在大伾山上。孟昌龄因修桥升迁工部侍郎，其子孟扬、孟揆领受督水监、督水使者之职。宣和七年，钦宗即位，又因此被参劳民伤财而落职。真所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最近，在马部长处得到宋代两首相关浮桥的诗，一首是范成大的《天成桥》，一首是周麟之的民谣《渡浮桥》，有重要史料价值。现录于下，与读者共享。
天成桥
一冈邑屋旧河滩，却望河身百里间。
涌土涨沙漫白道，天成桥石在高山。
中原民谣 渡浮桥
小序:大河自兵火后，浮桥废矣。近岁虏复建焉。予宿丰邱，北使遣引接来，告曰：“昨以凌冰东下，断浮桥三十六洪，修治未毕工。今当以舟济。”翼日，未辨色至渡口，各不下车，曳而登舟。后月余回程，桥已成，遂策马而过。或曰：“此桥靡钱数百万缗，人力不可胜计，斧斤未尝辍也。他年王师北征，其无忧乎？”作《渡浮桥》。
渡浮桥，黄流喷薄翻云涛。
骈头巨舰寸金纤，翼以巨木维虹腰。
戍河老兵三太息，顾语行人泪沾臆。
去年造桥民力殚，今年过桥车毂击。
只愁屡坏费修营，追呼无时困征役。
前月南朝天使来，欲令践此夸雄哉。
无何层冰蔽流下，三十六洪中夜摧。
当年白马津头渡，不下毡车上船去。
今朝缓辔扬鞭回，笑踏长鲸指归路。
但愿河伯常安流，斯桥不断千古浮。
他年过师枕席上，孰忧王旅行无舟。
适见黎阳山下驿，驿垣破处龟趺出。
丰碑大字天成桥，犹是宣和时相书。
五、伾山摩崖关浮桥
《大伾山志》、《天书地字》均收录宋代大伾山摩崖题刻8方，除鲁元翰一方为元祐元年外，其余七方均为政和三年到宣和七年这13年间的，正在政和五年导河大伾山东修建三山浮桥前后。虽然题刻内容均为官宦观山览河，怀大禹、礼大佛、谒龙洞题名，仍让人觉得与导河浮桥相关。资料所限，不能一一考证，至少孟扬、贾党等一方题刻与之有关。因为导河架浮桥，孟昌龄升任工部侍郎，其子孟扬继任督水使者。《宋史·河渠志》宣和三年……水坏天成、圣功桥，……四年四月壬午，督水使者孟扬言：“奉诏修系三山东桥，凡役工十五万七千八百，今累经涨水无虞。”由此可知，宣和三年浮桥被水冲毁，孟扬督工修复。而孟扬题刻为宣和三年八月，可推定为其在浚修浮桥期间摹刻。
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大伾山现在见存的一方记述开河修浮桥的重要摩崖题刻，《大伾山志》《天书地字》、《浚县志》都只字未提，就连明嘉靖年间熊象阶所编《浚县金石录》都未收录。该题刻位于太平天国寺上方崖壁，被元代巨幅梵文六字真言覆压，部分字迹亦漫漶不清。今春请王清兰先生捶拓片一张（见照片），仔细辨识，尚可理解大意。抄录于下：
政和五年，岁在乙未。上遣督水使者孟□□□□□□□三山之间修系永桥入内□□□□□□□□直□□思□梁平□振□□□□□□□□兴工，三月廿七日导水入□河。本路转运使席贡、转运副使祝亚、转运□□□□□□转运判官李尧□都水丞蔡□□□□□□□大名府路□□□受□奉□□□□□□□□□通利军累月。四月五□□□□□□绝顶，望两河形势少憩□□□□□□□□□后至。
尽管题刻半数字无法识别，结合《宋史·河渠志》认真分析，仍有重要意义。导水入河时间为政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这是所能找到的唯一记载。由此推知，开河架桥工程此时基本竣工。《宋史·河渠志》没有导水入河和开河架桥竣工时间的记载。席贡、祝亚的人系奉诏督修河桥官员。这些都是绝无仅有的史料，可弥补史书缺记之憾。《宋史·河渠志》记宋徽宗六月为浮桥命名天成桥、荣光桥。题刻未记此事，亦未提及桥名，说明题刻摹刻时间早于六月。
《宋史·河渠志》记徽宗为浮桥赐名后，又记“七月庚辰，御制桥名，摩崖以刻之”。说明还有一方关于天成、圣功桥的摩崖。虽然《宋史》没有记述刻于哪山，据三山形势分析，还是在大伾山的可能性大。只是这方重要摩崖既无迹可寻，又不见记邑乘，成了无头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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