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弟子中最优秀的人莫过于子贡。用今天的话说，他可是个全能型人才呀。譬如他被称道的口才，曾凭一张利嘴搞得齐国、吴国鸡飞狗跳，给鲁国捞了不少好处。
孔子一生成就斐然，古往今来无人能出其右。为其成就做出贡献的除了他的智慧、品德和执着外，还有他的眼光。这一点从他众多杰出的弟子就可以得到验证。《论语•先进》中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老夫子的弟子从政治家、文学家、外交家到企业家，无所不包。可以说，弟子也是孔子伟大的成就之一。
孔子弟子中最优秀的人莫过于子贡。《论语•先进》中提到的其他人都是在某一方面成就卓越，唯有子贡是个德行、口才、政治、文学和经商全部在行的人才。用今天的话说，他可是个全能型人才呀。譬如他被称道的口才，曾凭一张利嘴搞得齐国、吴国鸡飞狗跳，给鲁国捞了不少好处。要是和自称有“三寸不烂之舌”的张仪生在同一时代，估计张仪早改行说相声去了。
不过要论子贡对后世的影响，当属他的经商天赋。今天我们常常提到一个词——儒商，其实论儒商，子贡才是祖师爷。他经商最大的特点就一个字——亿，这里的亿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意思就是预测，高瞻远瞩，像格林斯潘、蒙代尔这些大牛人一样预测经济走向，实施战略投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鲁哀公十一年的吴国和齐国战争。这一年，吴王夫差率领大军讨伐齐国，想占两块地搞搞地产开发。在别人睁大眼睛看热闹的时候，子贡看到了商机。
战争爆发在冬天，棉衣是吴军必备的军需品之一，夫差必然会向全国老百姓征收丝棉。这样，老百姓肯定缺少棉花过冬，棉价走高必不可免。于是乎，子贡从派人从其他各国收来大量的棉花，卖到吴国赚了座金山。类似的事情还很多，孔子都酸溜溜地说他这个宝贝徒弟“亿则屡中”，比蒙代尔还蒙代尔。
除了预测，子贡还善于包装自己，搞公关。据《史记》记载，子贡每次做生意，都派头十足，乘坐相当于今天宾利、劳斯莱斯级别的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拿着包装豪华的礼物去各国政府高官那里走关系。以至于后来各国国君见了他就像非洲小国见了比尔.盖茨一样，平起平坐，完全不行君臣之礼。
当然，子贡能够成功，成为当时的首富，与孔子的教诲是分不开的。他把儒道和商道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在经商中恪守诚信和社会责任，坚持义利双赢。他曾经花巨资从国外赎回一批沦为奴隶的鲁国同胞，而根据鲁国法律，这些钱是可以得到国家补偿的，他却分文不取。而且，孔子周游列国，毕竟不是公费旅游，全靠自掏腰包，属于开支巨大的“自助游”。如果不是子贡全力支援，孔子恐怕不是到各国访问、传学，而是化缘去了。
子贡这么完美，所以孔子不爱他是不行的。孔子晚年时死了爱犬，按说凑合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埋了就得了。孔子这次耍混起来，非要叫人大老远的把子贡叫来，让他亲手去埋。信任程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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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赐，字子贡，(前520~前456)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相传,孔子病危时,未赶回,子贡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三年离去,他在墓旁再守了三年,一共守了六年.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子贡学绩上的优异，首先体现在他的“言语”水平的高超上。《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子贡是“言语”方面的优异者，也就是说子贡在说话技巧、演讲技能上有独到之处。据《左传》等史书可知，在孔子那个时代，外交礼宾人员的语言训练主要取之于《诗》，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习尚。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⒄，《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诗》就是后来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在《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在外交礼宾场合能顺手拈来以达己意，而这，没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是难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在《论语》中给予弟子“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学”上的优异者，这说明子贡不仅在 “言语”上极为优异，即使在“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子游、子夏之徒。’《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师徒二人经常争辩一些问题。使子贡在“言语”方面才能大加发挥的当属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了。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引祸水于他人，使得四国国君对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史记•仲尼弟子传列》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具体而言就是：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高超的演说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论语》仅说子贡在“言语”方面优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们对子贡在其它方面的卓越才能的认识。其实仅就“政事”方面的业绩而言，他也决不逊色于子路、冉求等人(此二人都是“政事”方面的优异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常相鲁、卫”。他的老师孔子也认为子贡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从孔子列举的三个优点看，我们觉得子贡的优点——“达”，似乎更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所谓“达”就是通达事理，试想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能够“通达事理”，他就会高屋建瓴，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全局和整体，而不会为繁琐的细枝末节所迷障，这样的人肯定会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而子路的 “果”(果断)、冉求的“艺”(多才多艺)，都不过是从政必需之一端，他们同子贡的“达”相比应该说是低了一个档次。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⒅。“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⒆，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 “子贡贤于仲尼”⒇。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 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⒇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陈子禽听到子贡的这通解释不以为然，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⒇”意谓你不过是谦恭罢了，难道仲尼真的比你强吗? 总之，所有这些对子贡的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孔子得“执”子贡而“益彰”实是不刊之论。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利齿；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尽管孔子的那些理论主张有的与时代相李扦格，但看在子贡的面上，总要听一听，这在客观上就推销了孔子。孔子的儒学成为显学，孔于的名声布满天下，实与得“执”于贡这位高足弟子有关。司马迁对此看得很准。
尽管子贡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谦。《论语•公冶长》记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子贡对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贡提这样的问题。子贡相当有涵养，他说：“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其实到底子贡与颜回哪个强，世人有目共睹。子贡与颜回比，就政事言，颜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言，颜回连生计也几乎维持不下去，《论语》说他“屡空”，看来断炊的事情亦经常发生，而子贡却是“家累千金”；论彰扬其师之美名，颜回更没有子贡那样的巨大能量。至于孔子遇危难、遭险恶时，子贡总能挺身而出，显其大智大勇。《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困陈、蔡，绝粮，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门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子贡是孔门弟子中之最杰出者之一。
端木赐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孔子的学生子贡，姓端木，名赐，子贡是字。卫人，少孔子三十一岁，善于经商。孔子说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子贡不做官而去从商，猜测行情，竟每每猜中。他是七十二子中最富有的人，史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收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子贡故事一例
人的才能和德行，自古以来就少有能十全十美的，人如果有长处，也必定会有短处。倘若用其长处去弥补短处，那么，天下将没有人不被使用；倘若苛责人的短处而舍弃其长处，那么，天下人都将被弃而不用。再加上人的感情各有爱憎，旨趣各有同异，即使是象伊尹、周公这样圣明的人和象墨翟、杨朱这样的贤能者，如果去征求众人对他们的意见的话，谁能免去受讥刺和遭疑忌呢？
子贡向孔子问道：“乡里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不行啊。”子贡又问：“乡里的人都憎恶他，这个人又怎样呢？”孔子说道：“也不行啊。最好是乡里的好人都喜欢他，而乡里的坏人都憎恶他。”这是因为君子和小人的意趣定相反，小人的憎恶君子也就象君子的憎恶小人一样。要想究明真实的情况，取决于慎重地听取反映。听取君子的话，就废止了小人的邪道；而听取小人的话，君子的正道就会消亡。
历来的中国文人大都是孔孟之徒。作为传统文化支柱的孔孟儒学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义利之辩是君子小人之分水岭。《论语》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也。
孔老夫子有时也老实得很可爱，说他自己也不排斥金钱。《论语•述而》里记有“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我所好。’”旧注云：“执鞭，贱者之事。设言富若可求，则虽身为贱役以求之，亦所不辞。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则安于义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意思是说，他认命，不去强求，强求就有背义理，徒自取辱，即丧失了人格。看来孔子还是很“中庸”的。
然而后世文人，不论是真廉洁还是假清高，遇到与金钱相关时，就有某种感情障碍，要特别矜持、渲染一番；有些表态还影响社会的视听，成为舆论关注的所在。在史传和各种载籍中留下不少故事，或为佳话，或为丑闻。
旧时文人瞧不起商人，因商人孜孜为利，精打细算，在金钱上十分抠门。文人自矜清高，斥商人曰“市侩”，连对并不经商但财物上斤斤计较的人，也以“市侩”称之。
还有个根本原因是中国以农立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历来“重本轻末”，农为本，商为末，因此士、农、工、商四民，商排为最低等级。既然经商者地位低下，士大夫自然要贱视之了。
“四民”的排法大概是从汉代才确立的，《谷粱传成公元年》谓：“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那时商并不排在末位。直到西汉，《汉书食货志》才确定：“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商降到了末位，从此卑微了。
而在先秦，士大夫下海经商并无不光彩感。孔夫子的高足弟子端木赐即子贡，便是很精明的商人。
子贡是孔门十哲之一，“言语”科的代表人物，孔子以“瑚琏”（《史记集解》引包氏语，说“瑚琏”是“宗庙之贵器”）许之。看样子他是一面求学一面做买卖的。《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安贫乐道，老挨穷；子贡则为命运抗争而经商，行情看得很准。孔子的话并无责贬之意，可见那时对经商并不贱视。
子贡经商致富，还对孔子大有帮助，《史记货殖列传》说：“子赣（贡）既学于仲尼……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后先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古人古道而本分，不像今日的大企业家、大金融家机灵，善于傍大腕。如今的巨商大贾旅游出国，或到他国投资洽谈业务，都要和所在国的上层人物打交道；如果得到元首接见，事情就好办得多。而且古代的商人除了打算盘，也没有什么文化，所以极少走上层路线的。子贡是孔门高足弟子，而且“亿则屡中”，懂得向春秋列国的王公大人进行“感情投资”。这一招果然很灵，“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使国君和他分庭抗礼，身价一下子就抬高了。作为师父的孔子自然也名扬天下。
如今的机灵鬼都深谙“得势而益彰”的诀窍，当然不是子贡那样为了替老师扬名才去聘向诸侯，而是专为自己抬高身价，以曾经被大人物接见、谈过天来炫耀。须知世人多的是庸人心理，正如鲁迅所说：“赵太爷田都有三百亩呢，他老人家的话还会错么？”凡被大人物接见过、交谈过几句的人，便会被庸众刮目相看，身价十倍。
子贡是文化商人，他服膺孔教，是货真价实的“儒商”。他奔走列国，世面见得多，言谈又“侃侃如也”，具有外交家的潜力。他曾游说齐、晋、吴、越等国，说客当得很起了一些作用，《左传》、《孔子家语》等载籍多有记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述得尤为集中详尽。孔门弟子大多贫穷，子贡却因经商而家累千金，十分富裕。同时他又不失其名声，后世还在孔庙里受祭享，吃冷猪肉。
天下之道：业精于“熟”
有个农夫，由于庄稼种得好，生活过得很惬意，村子里的人都夸他聪明，并有人断言只要他做生意，肯定能发大财。
农夫的心里就痒痒了，和妻子商量要做生意。他的妻子是个明白人，知道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就劝他打消这个念头。
但农夫主意已定，妻子怎么说都不行。见劝说无用，妻子就说，做生意总得有本钱吧，你明天就把家中的一只山羊和一头毛驴牵进城去卖了吧。妻子说完就回娘家了，找来三个人，对他们如此这般地叮嘱了一番。
第二天，农夫兴冲冲地上路了。他妻子找来帮忙的人偷偷地跟在他身后。
农夫贪睡，第一个人趁农夫骑在驴背上打盹之际，把山羊脖子上的铃铛解下来系在驴尾巴上，把山羊牵走了。
不久，农夫偶一回头，发现山羊不见了，忙着寻找。这时第二个人走过来，热心地问他找什么。
农夫说山羊被人偷走了，问他看见没有。第二个人随便一指，说看见一个人牵着一只山羊从林子中刚走过去，准是那个人，快去追吧。
农夫急着去追山羊，把驴子交给这位“好心人”看管。等他两手空空地回来时，驴子与“好心人”自然都没了踪影。
农夫伤心极了，一边走一边哭。当他来到一个水池边时，却发现一个人坐在水池边，哭得比他还伤心。
农夫挺奇怪：还有比我更倒霉的人吗？就问那个人哭什么。
那人告诉农夫，他带着一袋金币去城里买东西，走到水边歇歇脚，洗把脸，却不小心把袋子掉进水里了。农夫说，那你赶快下去捞吧。那人说自己不会游泳，如果农夫给他捞上来，愿意送给他20个金币。
农夫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下可好了，羊和驴子虽然丢了，可能够到手20个金币，损失全补回来还有富余啊。他连忙脱光衣服跳下水捞起来。当他空着手从水里爬上岸，他的衣服、干粮也不见了，仅剩下的一点钱还在衣服口袋里装着呢。
当农夫回到家，惊奇地发现山羊和毛驴竟然还在家中，他的妻子说：“没出事时麻痹大意，出现意外后惊慌失措，造成损失后急于弥补。你连这些基本的风险都预料不到，又怎么能在商海里征战呢。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家中种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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