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27 18:19:18)
明代浚县人王越，是个复杂的人物。了解军事史的说王越是名将，卫国戍边，功勋卓著；熟悉文学史的说王越是诗人，博学能文，长诗善赋；同情王越的说王越功大赏薄，人生坎坷；批评王越的说王越急功邀赏，结交奸宦。浚县民间传说王越爱家乡、多智谋、忠君保国；淇县民间唱戏，王越被化妆成白脸奸臣———
王越究竟是怎样的人？本文试图借助有关史料，对王越作多方位的分析，拨云除雾，再现一个真实的王越。
以文入仕 戎马一生
王越，字世昌，河南省浚县钜桥镇冈坡村人，生于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浚县志》（1990年版，下同）记为1423年，不知何据。仪表奇迈，颖悟过人，读书过目不忘，补县学生。景泰元年（1450年）乡试中第三名，会试中第三十三名。景泰二年中进士。据说在廷试时，忽然刮起一阵旋风，王越的答卷被风刮去，监考官重新给他一张卷，他居然在所剩的有限时间内做完，并且得中进士，其聪明敏捷可见一斑。
皆佩服”。翌年父卒，回原籍浚县服丧。
天顺元年（1457年），供职都察院，受左都御史（总检察长）寇深赏识，审定各道奏章。天顺四年（1460年）破格提拔为山东按察使。天顺七年（1463年），39岁的王越提拔为右副都御史、大同巡抚、提督军务，相当大同军区司令，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王越按察使做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弃政从军了呢？事情得从头说起。明初，元朝政权被朱元璋赶回老家陕甘地区黄河北岸，过着游牧生活，史称北元。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成为明朝与北元的边境地带。明朝前期，慑于明朝的武力进攻，北元不敢南下，河套成为真空地带。土木堡之战，明军惨败，英宗皇帝被俘，明朝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北元开始向河套地区渗透，并愈演愈烈。天顺七年，大同巡抚御史韩雍因故被召还京，英宗为寻找能胜任大同巡抚一职的人选发愁。李贤推荐王越，英宗召来一见，“伟服短袂，进止便利”，很满意，随时下诏授右副都御史，命巡抚大同。
有人要问，既然是让领兵打仗，为什么封个相当副总检察长的右副都御史职务？这是明朝制度。凡是领兵文官，都要加兵部侍郎或御史头衔，表示他们只是暂时性的领兵。这也是明朝以文官领兵防止武将专权的一项措施。此后王越屡次因功提职，也都加这样的头衔。对领兵大将来说，实际是荣誉性虚职，实际职务只能相应去套。
王越一到大同任上，立刻修缮武器甲胄，训练士兵，修筑寨堡，鼓励农业、商业，重建大同防区。《明史》、《王越墓志》、《浚县志》对此记载大同小异。分歧是:《明史》记王越“甫至，遭母忧，夺情视事。”说王越刚到大同，母亲死了，没有回家奔丧，坚持完成防务工作。《王越墓志》、《浚县志》记述是在成化元年以前做的，成化元年到三年在家居住。不过在家居住的原因，《浚县志》为“成化元年母卒，奔丧回家”；而《墓志》记为成化元年“以疾告”，因病请假，在家住了很长时间，未提母卒奔丧之事。奔丧也好，病假也好，成化元年母亲死后，王越在家居住三年，《明史》所谓“夺情视事”是不靠谱的。
此后，王越除两次遭弹劾交出兵权外，一直战斗在西北边境，直到73岁病死甘州军中。需要说明的是，这期间王越的身份一直是提督军务，虽然是最高统帅，却不是唯一的最高统帅。明朝和宋朝一样，怕武将造反，一支军队有武文两个最高统帅。武职最高统帅是掌管军权的主帅。如：成化三年征毛里孩，抚宁侯朱永为主帅，王越为赞理军务；成化六年征阿罗出，抚宁侯朱永为将军，王越赞理军务；成化八年为解决将权不一问题，任命武靖侯赵辅为平虏将军，敕陕西、宁夏、延绥三镇兵皆受节制，王越为总督军务；成化九年以宁晋伯刘聚代赵辅，王越仍为总督军务；成化十年设三边总制府，定西侯蒋琬为总兵官，王越为提督军务；成化十六年保国公朱永为平虏将军，王越仍为提督军务。不过这些主帅要么是某次战役前临时任命的，要么是根本不懂军事的花花公子，且更换频繁，对西北边境敌我形势不熟，真正的军事指挥者实际是一直在西北边境与敌作战的文职领兵官王越。
正是王越的这种地位和战功，王越从右副都御史逐步晋升为左副都御史、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威宁伯。明朝制度，文臣不得封公侯，王越封威宁伯已到顶了，再有战功，只能加俸禄，封太子太傅这些名誉职务。王越的战功实在太大了，这一制度没能阻挡王越的仕途。成化十七年，王越“从勋臣旧例，改掌前军都督府，总五军营兵，督团营如故”。从此，王越成为真正的武将，有希望封侯了。当年五月，宣府有警，命王越佩将军印，充总兵官，以汪直为监督军务，率京师军队万余人赶赴宣府。这是王越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政治军事生涯的顶点。此后因受汪直牵连，再也没能超越，到死都没能封侯。
智勇双全 战功卓著
王越智多善谋，胆略过人，戎马疆场二十余年，身经百战，战功累累。此选主要战事予以简单介绍。
成化三年，明朝发动征讨北元毛里孩的战争，抚宁侯朱永为主帅，大同巡抚王越为赞理军务。一次，王越与朱永率千人出巡，与敌军遭遇，朱永想要逃跑，被王越制止住。王越让士兵列阵自保。敌人怀疑有伏兵，不敢轻易出击。对峙到黄昏，王越命令所有骑兵下马，衔枚鱼贯而行，自己亲率骁勇殿后，从容撤退到五十里外的明军城堡。事后，他对朱永说：“我方一动，敌人就会追，这样谁也活不了。只能不动声色迷惑他们。撤退时下马步行，声音小，不易惊动敌人，这才能逃脱。”
这次战役虽然无功而返，但足以显示王越过人的智慧和临阵不乱的大将风度。过去带兵的文臣，都是跟在大军后面，仅仅是发号令、行赏罚而已。从王越开始，亲自带领勇猛将士与敌人搏斗。大概是王越保存实力有功，这年秋天，又让王越兼任宣府巡抚。
成化五年十一月，北元毛里孩在阿罗出配合下，兵分五路进犯延绥，英宗下诏让王越前往增援。王越率本部至榆林，遣游击将军许宁出西路龙州、镇靖诸堡，范瑾出东路神木、镇羌诸堡，自己与中官秦刚在榆林城为声援。许宁在黎家涧，范瑾在崖窑川分别大败敌军，右参将神英又在镇羌破敌，北元军撤退。
王越认为得胜，第二年正月收兵回师。刚回到偏头堡，阿罗出部有卷土重来，延绥再次告急。英宗命王越带兵屯驻延绥附近，待机而动。敌军万余骑分五路入塞抢掠，王越命令许宁等将其击退。因功迁左副都御史。三月，明朝为彻底解决扰边不止的阿罗出部，再次以朱永为将军，与王越联合，征讨阿罗出。双方在开荒川（《浚县志》记为黄草梁）展开决战，阿罗出部大败。明军乘胜追击至牛家寨，阿罗出被流矢射伤。王越这次立了大功，提升为右都御史。
成化九年九月，北元可汗满都鲁、太师 加思兰等部将妻子老弱留在红盐池王廷，大举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诸县。王越探得消息，认为北元主力尽出，后方空虚，是消灭敌人的天赐良机。于是率领直属部队出战，命部将许宁、周玉各率五千骑兵分左右两路，出榆林，越红儿山，涉白盐池，两昼夜疾驰八百里。将至红盐池时，暴风大起，沙尘翳目，诸军胆怯。这时，一个老兵说道：“此乃天助，去时迎风，敌人不宜察觉。得胜收兵时，如果碰上敌人主力返回，则其处于下风，正好乘风击之，没有不胜的道理！”王越立即下马相拜，提拔其为千户（相当团长），于是士气大振。王越把兵士分为十翼，每翼千人。亲自率许宁、周玉两翼突击北元大营。北元留守部队猝不及防，被攻破，几乎全军覆没。满都鲁等饱掠归来，发现大本营被毁，妻子畜产荡尽，只好相顾痛哭。此战之后，北元再也无法在河套立足，被迫迁向远方。河套危机就此解除，西北边陲得到数年安静。这次战役，《浚县志》误记为成化八年，《墓志》记为“出兵延绥韩家坞”。
成化十六年三月，北元偷偷渡河入侵靖虏。英宗诏拜保国公朱永为平虏将军，汪直监军，王越提督军务。王越率轻骑循塞垣西行，至大同，探得北元王廷在威宁海（今集宁南黄旗海），立即率军夜出孤店关，过猫儿庄，兵分几路直趋威宁海。时风雪大作，天昏地暗，王越纵兵掩杀，再次杀散北元的王廷，几乎斩获北元的可汗达延汗。（《明史》说这次袭击的是亦思马因太师部，有人对照蒙文史料，认为应是达延汗。）命运似乎不想让王越完胜，最终达延汗逃脱了。而北元美丽善战的女英雄，蒙古神话一样的人物满都海可敦可能就死在这一次袭击中。这次战事，《明史》记“生擒幼男妇女171人，斩437级，获马驼牛羊六千余”。
弘治十年冬，北元再度入侵甘肃。朝廷议复设总制官，先后荐举七人，都不称孝宗皇帝心意，吏部尚书屠滽荐举王越，乃下诏授总制甘、凉、延、宁四镇边务。弘治十一年，敌军安营贺兰山后，屡次侵扰边境，73岁的王越遂分兵三路进剿贺兰山后北元根据地，斩敌43级，获马驼百余。因战功加少保，兼太子太傅。不久，牵涉李广案，忧恨绵绵，病死甘州军中。
王越是明朝中期著名的良将，在明朝与北元的对抗中，为保卫西北边境立下了汗马功劳。王越也因战功由右副都御史累迁到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威宁伯，总制三边军务，掌前军都督府，任总兵官，佩将军印。王越死后，明朝再也没有主动出击北元的能力，达延汗也不再有与之匹敌的对手。从此，北元大举入塞，明朝陷入与北元无休无止的争战中，直到双方筋疲力尽，被满清消灭。
六遭弹劾 命运坎坷
可能有人认为王越从地方检察官（御史）做到正省部级（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仕途一定一帆风顺。其实不然。王越在战场上料敌如神，屡战屡胜，但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与朝中官僚的关系并不十分见长。《明史》称：“越素以才自喜，不修小节，为朝议所齮。”王越一生中六次遭到弹劾，丢官事小，命都丢了。
第一次遭弹劾是景泰四年（1452年）。王越任浙江监察御史（《明史》记为陕西监察御史）时，被都御史（即王越所在监察系统中央最高领导）弹劾，事由是王越得到父亲死讯，匆忙回浚县祖籍奔丧，没有等到找到代理其职位的。也许是没对工作造成什么损失，“帝特原之”，皇帝原谅了王越。
第二次是在成化六年（1470年）正月，王越救延绥打败毛里孩后带兵回大同，毛里孩残部又调头重犯延绥。这一次告王越的是兵部，理由是王越擅自撤军。可能是刚立过战功，皇帝没有治王越罪，只是让他屯兵延绥，侍机击敌。
第三次是成化八年（1472年）。王越认为长期战争，士卒衣装尽毁，战马死亡过半，请求暂时停战，兵部尚书白圭主张拉网式清剿河套地区敌冦。朝廷也认为不灭河套之敌，三边终无宁日。于是派武宁侯赵辅为平虏将军，王越任总督军务，发兵八万剿敌。王越、赵辅认为北元满都鲁、孛罗忽、 加思兰正强盛，难以破敌，据情上奏说：“要全歼河套敌军，非调精兵十五万不可。现粮匮人疲，又无处敛取，应当暂且退守，内迁军民。”朝廷久议不决。王越再次上奏，讲作战的困难，请求采取防守策略。这一奏得罪了只会纸上谈兵的主战派，遂弹劾王越、赵辅欺瞒朝廷。正好赵辅有病，被召还朝，这场风波就此不了了之。
第四次是成化十年（1474年）。上年王越在红盐池端掉北元可汗满都鲁的王廷，取得大捷，却只得到加太子少保名誉和增俸一级的奖赏。第二年春王越刚接替定西侯蒋琬任延绥、宁夏、甘肃三边总制，记功郎中张谨、兵科给事中郭镗等又弹劾他与前任平虏将军刘聚滥杀冒功。功大而赏薄，又为朝廷猜忌，王越心情抑郁，自称有病，交出兵权还朝，与左都御史李宾共同掌管督察院工作。
第五次是成化十八年（1482年）。宦官汪直得罪，言官弹劾王越是其同党，皇帝下诏剥夺王越一切荣誉和职务，流放湖北安陆，三个以荫功得官的儿子也被削籍为民。当宣旨钦差来到时，王越万念俱灰，几乎自杀。后来见圣旨中有从轻发落的话，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弘治元年，明孝宗登基，王越陈冤，罪名被赦免，回祖籍浚县居住。直到弘治七年（1494年），王越再次陈冤，经廷议功过，复职左都御史。王越这次贬官夺爵长达十二年，复职时已近70岁。
明朝皇帝对大臣并不信任，往往派太监监视他们的活动。由于汪直聪明伶俐，深得宪宗信任，就让他主持特务机构西厂，监视大臣行动。因此，汪直在明朝诸臣和史官眼中是传统的会“乱政”的太监。
王越与汪直有无关系呢？有。从史料看，王越与汪直结关系是成化十年后的事。王越心意怏怏交出兵权时，意识到“朝中有人好做官”，开始结交权贵。这时皇帝面前最红的便是主管西厂的汪直，王越于是通过曾在自己手下当“百户”（相当于连长），时为汪直爪牙的韦英结识了汪直。
王越也确实替汪直美言过。内阁议论罢除西厂时，王越在朝上遇到大学士刘吉、刘 ，说：“汪直行事亦很公正，如黄赐当权纳贿，若不是汪直治不了他的罪。商辂、万安在朝时间长了，难免与汪直有是非恩怨。你二位入阁没多久，为什么也去参与这事呢？”刘 回答说：“我们所说，不是为自己考虑。如果汪直办事都很公正，朝廷设置我们这些公卿大夫干什么呢？”王越竟无法对答了。为了让这些公卿大夫有事干，汪直只能“行事不公”，而自己也只好成为公卿大夫不断攻击的对象。
王越可能还得过汪直的实惠。汪直与百官势不两立，首先从有宿怨的兵部尚书项忠下手，让言官郭镗（曾经诬告过王越的那位）、冯贯告项忠违法。项忠遂被免职，先前告发汪直的大学士高辂等数十人被罢黜。项忠被免，腾出兵部尚书一缺。这一缺后来果真被与汪直交好的王越担任了。这是王越从军后半生中唯一一次不是因战功而得到的升迁。
后来王越与汪直为了建功立业，几次联手出兵西北边陲，也可见其关系密切。但是成化十七年五月，二人再次联手出兵宣府，汪直遭朝官离间失宠，再没能回朝，直到成化十八年获罪。
王越因与汪直的关系，当时就颇有微词。明代陆容《菽园杂记》中有这样一段：同僚会饮于官舍，坐中有誉威宁伯之才美者。刘时雍云：“人皆谓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聪明，如此才力，都不用以为美。及在显位，又不自重，阿附权宦，以取功名。名节即坏，而所得爵位毕竟削夺，为天下笑，岂非不智者而何？”坐客为之肃然。
第六次遭弹劾是在贺兰山破敌后。王越上奏说：“哈密被吐鲁番侵占后，一直没有建置，最近吐鲁番首领认罪并归还了所侵占地方，应该封原来的王让他来守卫。”《墓志》记：“疏上数月，公虑泄事机，焦劳过度，遂成疾而卒。”其实这不应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正在这时，宦官李广得罪而死，言官连章弹劾王越为其党，“越闻而忧恨，其冬卒于甘州”（见《明史》）。若说王越是汪直一党，还有些根据，说其为李广一党，不知从何说起。这些只会摇舌鼓唇、无所事事的言官，居然与一个73岁还在边关领兵打仗的老将过不去，终于将其气死。好在孝宗皇帝并不糊涂，听到王越死讯，大惊，辍视朝一日，以示悼念。赠太傅，谥号襄敏。遣新科进士王阳明送灵柩到浚县安葬。
博学能文 长诗善赋
王越出将入相，文武全才，不但身率三军，决胜千里，而且博学能文，长诗善赋。戎马疆场之余，作诗、词、赋、文数百篇，20多万字，后人集有《王襄敏公集》。
有资料介绍，《王越文集》有五个版本。笔者不曾见过原本，只见过手抄的《王襄敏公集》。因为编写《浚县志》、《大伾山志》，也曾部分浏览并摘录极少几首。说实话，以笔者水平，阅读诗词只能一知半解，囫囵吞枣，又焉敢妄加评论。不过，古人曾有王越诗文的评论，读后深有同感，摘录部分，与读者共享。
王越的同僚刘 在其《赠王太保序》一文中说：“世昌于六籍百氏之书，无所不读，于小道亦必求其故，于辞章不假雕琢而自工。”又云：“粤我皇朝，宅天下百许年，儒而文、武而才，靖远王公一人而已。王公督师南徼，扫荡烟云，武矣，视摧毁强胡之武，何如也！名登甲第，职列司马，文矣，视不假雕琢之文，何如也！”这里靖远伯王公是指明初王骥。《明史》有王骥传，束鹿（河北省辛集）市人，生于1378年，卒于1460年，主要事迹是三征云南麓川，后参加南宫复辟。是明初最著名的文职武将，文武全才。刘 用王越与之对比，说王越文武之才皆在其上，可见评价之高。这里顺便说一件奇事，整个明代，文臣封伯者前后十人，而以战功封者仅三人：靖远伯王骥、威宁伯王越、新建伯王守仁。三位“文臣武功伯爵皆姓王”，被认为是“皇明奇事”，王阳明的大同宗王世贞（后“七子”领袖）曾对此连称“大奇、大奇”。
王越文稿当初并未整理刊刻，散佚很多。嘉靖九年，吴江人高博将其所见所闻收集刊刻，取名《王太傅集》，请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书吴洪作序。吴洪序见收嘉庆《浚县志》。序中称王越“文不经思虑，动数千言，纵横张弛，不失其正。诗尤明易通畅，不事艰刻，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然气势雄伟，文思焕发，如长虹亘天，光焰万丈，可以追逐李杜诸人，其余莫能及也”。又称王越“虽晦处患难，偃伏草野，其爱君忧国之心，每每行于诗章”。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诗文大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主要研究对象是明代文学。他在他所著《列朝诗集》丙集之三，录有王越的作品十五首，称王越“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
说王越诗文，不得不提及《满江红·怒发冲冠》，这是一首爱国主义代表作，长期以来，都认为是宋朝岳飞所作。清末目录学家、史学家余嘉锡在其《四库提要辨证》一书中提出质疑，认为不是岳飞所作，而可能是明代王越作品。20世纪60年代，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对余嘉锡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考证。此后形成主岳、主王两大派，各有说辞，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定论。笔者无意主张王越，但《满江红》这样的精品词作能安到王越身上，至少说明王越具备这样高的文笔功力和思想基础。
从以上诸人的评价和分析，不难看出王越诗文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但是由于王越的武功突出，对王越的研究往往注重武功而忽视诗文。近现代，对王越研究处于冰点，很少有人问津，偶尔涉及也是错误百出。其诗文几乎无人研究，没有有影响的专文论著问世。前时在书店见到一本《河南文学史》，想应有王越的介绍，翻来翻去，只字未见，心中很是悲凉。近日见河南文献网发布《王越文集》已整理完备，欲寻出版，颇感欣慰，相信将来文学殿堂定会有王越一席之地。
附： 王越年表
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生于大名府浚县（今钜桥镇冈坡村）。曾祖王道显，祖王恕，父王颐。
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乡试中第三名，会试中第三十三名。
景泰二年（1451年），中进士，授陕西监察御史（地方检察官）。
景泰三年（1452年），任浙江监察御史。警慑贪污，激浊扬清，议论风发，见事风生，众皆佩服。
景泰四年（1453年），父卒，回家乡浚县服丧。
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任监察御史，受左都御史寇深赏识，起掌诸道奏牍。
天顺四年（1460年），破格提升山东按察使（相当省纪委主任）。
天顺七年（1463年），提升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提督军务（相当于大同军区司令），开始军事生涯。右副都御史字面意思相当副总检察长。明制：领兵文官都加侍郎、御史头衔，表示只是暂时领兵。
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母卒，奔丧回浚县。《王越墓志》记载：“成化改元，以疾告。至京师，上命医视疾，遣中官慰问至再。家居久之。”或者先因病，后母卒，长期家居。
成化三年（1467年），奉诏署理都察院事。以赞理军务（参谋长）职与主帅朱永远征北元。《浚县志》、《王越墓志》未载此事。
成化六年（1470年），奉诏赴延绥御敌，于崖窑川大败元军，擒敌四十余人，斩首过百，升左副都御史。又于黄草梁擒敌五人，斩首一百二十人，升右都御史（总检察长，名誉职务。实际军职相当上将）。
成化八年（1472年），以总督军务、专办西事（相当西路方面军司令）往来转战于陕西、宁夏等地。
成化九年（1473年），升左都御史。出兵延绥韩家坞，斩首二百八十余（《浚县志》记为成化八年，误），加太子少保，赠从一品禄，授三边总制、提督十二营（相当西北战区司令）。旋即被弹劾，交出兵权，回京掌管都察院事（总检察长）。
成化十三年（1477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国防部长兼总检察长）。
成化十六年（1480），出兵大同，至威宁海，捣毁敌营，擒男女一百七十一人，斩四百三十七级，以大捷敕封威宁伯，岁禄一千二百石，仍兼左都御史。
成化十七年（1481年），出兵宁夏，擒敌二十余人，斩首百余，加太子太傅，增岁禄四百石，总五军营兵，署前军都督府事，提督团营，出佩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大同，又移镇延绥。
成化十八年（1482年），牵涉汪直案，被夺封除名，流放湖北安陆。（《明史》记为十九年，疑误。）
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上疏陈冤，赦免罪名。诏许回浚县家乡居住。《浚县志》记载“请许还乡，未准。”有误。
弘治七年（1494年），再次上疏陈冤。廷议功过，复左都御史。
弘治十年（1497年），甘肃边塞有警，拟复设总制官。先后举七人均不称帝意，吏部尚书屠滽荐举王越，诏准，加太子太保，总制甘肃、宁夏、延绥军务，镇守、巡抚而下悉听节制（相当西北战区司令）。
弘治十一年（1498年），攻破贺兰山后北元大本营，斩首百余而还，获人、畜、器械甚众，诏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受宦官李广案牵连，忧恨绵绵，十二月一日，病死军中。《王越墓志》载：王越为吐鲁番事上奏，数月不见回复，“虑泄事机，焦劳过度，成疾而卒”。不言李广一事，实为曲笔回避。朝廷闻讣，上为震悼，辍视朝一日。赠太傅，谥号襄敏。遣进士王阳明护送灵柩至浚县，葬于大伾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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