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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瑞棠（1911－1980年），原名振声，城关镇顺河后街人。
1938年，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转入鲁迅艺术学院（下称鲁艺）戏剧系。历任鲁艺实验剧团团员、陕甘宁边区抗战剧团剧务科科长、中央党校二部俱乐部主任。曾参与延安评剧院集体创作《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剧目，受到毛主席的书面表扬。他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聆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任晋冀鲁豫区文工团文化科供应社主任。1946年10月，经中央党校马吉林、罗合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南下，在湖北省黄陂县县委工作。1948年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和鄂豫区党委决定，在河南商城开办鄂豫公学（简称鄂公），为新区培养干部。齐瑞棠被调去做筹备工作。1949年2月，鄂公开学，他先后任学校行政庶务和文秘、队主任、指导员。他穿着朴素，身上油渍斑斑，初来的学员往往把他当成“伙夫头儿”。他和善慈祥，关心学员，言传身教，常给学员端洗脚水，学员亲昵地称他为“我们的齐妈妈”。6月底，根据湖北省委指示，齐瑞棠等人带队到黄陂、孝感进行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征收公粮，支援前线。
1949年7月18日，江汉公学（后称革大一部）、鄂豫公学（后称革大二部）组建湖北省人民革命大学，齐瑞棠任班主任、秘书科长。他亲自辅导排练《兄妹开荒》等歌剧。随后担任湖北省农民协会办公室主任。他关心农民，谁家的房子被水淹了，谁家的亲人患重病了，只要被他碰到了，他总是把节省下来的薪水给以救助。被救助的人都说，“齐主任是我们农民的贴心人！”
1953年，齐瑞棠调任湖北省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省文化局副局长。不久，即转到工业战线。先后任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下称二汽，厂址在今湖北省十堰市）筹备处行政处处长，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教育处长、技工学校校长，宜都工业区重型机器厂筹备处副主任、湖北省地质勘探局党委书记、省煤炭工业公司党委副书记、燃料工业厅副厅长，在湖北省工业战线工作近30年。
从湖北革大、省农协、文化局，到燃料厅，工作生活都比较安定，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但齐瑞棠艰苦奋斗的作风没有变。任省文化局副局长期间，他和机关干部一起吃食堂，一块站队买饭。按规定，局领导可以单独炒菜，他不搞“特殊”。有时加餐，他和同志们分着吃。他的衣服、被褥脏了，从来都是自己洗，破了自己缝。别人伸手帮忙，他总是婉言谢绝。到基层检查工作，要么步行，要么骑自行车，很少坐汽车。他的办公室既是办公的地方，也是住宿的地方。室内除了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张床，别无长物，真可谓简陋得无法再简陋了。
齐瑞棠严以律己，宁可把困难留给自己，也从来不向党组织提个人要求。1970年，他已步入花甲之年，健康状况很差。两个姑娘一个儿子，全家5口人挤在18平米一间房子里，除了3张床外，连放桌椅的地方都没有，来了客人只能坐床上。他的鄂公学生劝他向组织上反映一下，他却说：“现在国家有困难，不要再给组织上添麻烦，现在的条件就不错了。”有一次，单位分给他一套结构较好的房子，位置在江汉路。他却把房子让给别的同志。他说：“现在单位的拥挤户很多，我的孩子尚未成家，可以勉强住得下。”
齐瑞棠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很严，从不以自己的资历和地位为他们谋私利。70年代初，他的爱人和孩子下放到安陆插队落户。他当时患有胃病、类风湿关节炎，仍三次抱病到那里看望，勉励孩子们安心劳动，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的儿子齐小林高中毕业后下放到黄陂农村劳动锻练。三年多时间里，父子见面，总是嘱咐儿子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从不为儿子当兵或回城找关系托熟人。当时，他知道鄂公学员李荣白在黄陂县当县长，他从来没有打过招呼。返城后，齐小林只好在街道居委会做泥瓦工。他的小女儿齐小田在河南省确山县当兵。当时，他虽病重住院，仍念念不忘写信，鼓励她在部队安心服役，不要想家。他在职时，向来不许孩子们坐机关的小汽车。
齐瑞棠关心他人，关心子女，体谅组织，勤奋工作，自己的事却不放在心上。“文革”期间，湖北省煤炭工业公司（在黄石市）被撤销，他被组织遗忘。除了有单位发工资外，成了没人管无任所副厅级干部。他爱人和三个孩子都在武汉，他孤身一人在黄石。鄂公、革大同事劝他向省委打报告，要求重新安排工作。他以“不要给领导添麻烦”为由，而没有找过组织。直到他胃癌进入晚期，鄂公同事去看望他，才知道他还没有安置。张空凌（鄂公艺术教员、七队主任，建国后曾任湖北省侨联主席、侨办主任）报告省委组织部，才把他调到省燃料工业厅任副厅长。
1980年4月7日，这位一心一意革命一辈子，艰苦奋斗一辈子，只知道有组织，有他人，唯独没有自己的老革命，悄然离开了人世。省燃料厅和他的老同事为齐瑞棠送了两副挽联：一曰“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干革命；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二曰“北上延安，忠心赤胆；南下大别，亮节高风”。两副挽联是对齐瑞棠革命一生的铨释。
转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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