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梵志，一名梵天，卫州黎阳（今浚县）人，生活年代主要在隋至初唐时期，著名白话诗人。
　　王梵志生平，家世不详。《桂苑丛谈》和《太平广记》记有梵志“育于林檎树瘿”、“长于林木之上”的神话传说，又记他生于隋末王德祖家。据胡适、郑振铎、张锡厚等人考证，王梵志约生活在六世纪末至七世纪中下叶，享年80有余。他生于殷富之家，幼年时，家有奴婢，生活充裕闲适，读过儒家经典和诗书。隋末战乱，家道中衰，仅剩薄田10亩，为生活计，他农忙种田，农闲外出经商。唐初，繁重赋税和天灾，迫使梵志家产破败，以致穷愁潦倒，被迫做雇工、帮工。他曾做过监铸官，廉洁奉公，以孟尝君自律，但任期未满即被革职。王梵志有五男二女，但子女不孝，使他晚年生活无着，成了“身无一物”的“硬穷汉”，甚至衣不蔽体，食不饱腹，被迫沿门乞讨。穷困悲惨的生活迫使他半路出家，50多岁又皈依佛门，信仰佛教，以寻求解脱。但他并非严守佛门戒律修行之僧徒，而是四处募化求斋，过着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这一时期是他诗歌创作的高潮，直到80岁左右，他还写下不少回忆自己坎坷一生的诗篇。王梵志一生历尽沧桑，饱经忧患，这为他的诗歌创作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明清以来，王梵志诗渐渐失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敦煌拾琐”中才又发现梵志诗。民国十四年（1925年），刘复《敦煌拾琐》录王梵志诗一册。其后，郑振铎校录《王梵志诗》一卷及佚诗16首。国际敦煌学界有不少人研究王梵志诗，但未辑录成集。1983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张锡厚校辑的《王梵志诗校辑》。该集依据“敦煌遗书”28种不同写本及散见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里的王梵志遗诗，经过点校、考释，整理汇编而成，收王梵志诗336首（不含附诗12首），虽然它远不是诗人作品的全部，但尚可代表诗人的创作倾向和思想风貌。
    王梵志的诗几乎全系五言，翻腾转折，深刺浅喻，多出人意表，浓郁的民间气息，厚重的言外韵味，使读者不由不跟着他歌哭笑怒骂，不能自持。王诗平易畅达，浅显而时带谐趣，往往寓生活哲理于嘲戏谐谑之中，寄嬉笑怒骂于琐事常谈之内，俚俗如话，在唐诗中可谓别具一格。其诗虽然没有其他唐朝诗人的华贵、典雅、工整、清丽，但他的诗深刻、通俗、辛辣、幽默，在唐诗中独树一帜，开创了以俗语俚词入诗的通俗诗派。他的通俗诗，唐宋时还很流行。也可以说，就诗歌艺术而言，王梵志诗也是民间通俗诗的代表，它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也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皎然的《诗式》、范摅的《云谿友议》、何光远的《鉴戒录》、惠洪的《林间录》、《冷斋夜话》、阮阅的《诗话总龟》、庄绰的《鸡肋篇》、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陈岩肖的《庚溪诗话》、陶宗仪的《说郛》、杨慎的《禅林钩玄》等都转录有王梵志诗。日本平安朝(784-897年)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也著录了《王梵志诗集》，可见早在唐朝王梵志诗便已流传到日本。可是，到了明清以后，王梵志诗却渐渐失传。王梵志诗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的神圣殿堂，但他的影响是谁也抹杀不掉的。王梵志诗在初唐时已广为流传，人谓“白纸书屏风，客来即与读”，“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佛寺禅门也往往用它“教诫诸学道者”，或“开悟愚士昧学之流”。根据日本平安朝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王梵志的诗在八九世纪间流传到了日本，引起强烈反响。
王梵志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悲苦和辛酸，生活把他压到社会最底层，使他产生和下层人民相近的思想感情。他以通俗的民间语言倾诉人民的苦难和不幸遭遇，深刻揭露了初唐社会的一些矛盾。因此，他的诗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正如《王梵志诗·原序》所云：“撰修劝善，戒罪非违……直言时事，不尚虚谈。”所以，王梵志诗深受世人欢迎。唐宋时，王梵志诗风糜于世，远及西北边陲，并传到日本。

    唐时，王梵志诗不仅民间盛传，连大诗人也都受其影响。王维、皎然、顾况、元稹、白居易、杜荀鹤、罗隐等著名诗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以王梵志为代表的通俗诗派的影响。王维《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注云“梵志体”。皎然盛誉梵志诗“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诗式》）。中唐诗人顾况创作过多首梵志体五言诗。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梵志诗意旨共通。因此有人认为，唐代白话诗由初唐王梵志，经顾况，到元（稹）、白（居易）得到了发展，逐渐形成通俗诗派。晚唐皮日休、聂夷中、杜苟鹤、罗隐等进一步发挥了通俗诗的批判作用。佛寺禅门诗人更直接受梵志诗的影响。著名诗僧寒山、拾得、丰干等写下许多梵志体诗歌。尤其寒山，更是步梵志后尘，许多诗从内容到形式皆承梵志衣钵。宋代仍有许多人模仿梵志体写诗。《说郛》卷七有一诗，不仅模仿梵志手法，甚至直袭梵志原句。江西诗派陈师道、曹祖等也曾搬运梵志诗句。黄庭坚恭维王梵志：“是大修行人也。”范成大巧妙地借用王梵志“千年调”、“铁门限”和“土馒头”的诗句，写下“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的名句。此句后被《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引用。
　　王梵志在中国诗歌艺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他继承魏晋以来通俗诗的优良传统，以生动的创作实践开创唐诗一派新风，成为唐代通俗诗派的先驱和代表。梵志诗的突出特点是口语俚词、奇崛跌宕的诗歌风格，于乖巧的戏虐中表现出深远的旨意，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注意刻画各类人物形象，擅于捕捉人物形态的突出特征，加以艺术夸张，以近似白描的手法，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他把民间通俗语言和自由章法引入诗歌，运用隐喻影射、讽刺嘲讽的艺术手法，在嬉笑怒骂声中揭露黑暗和丑恶，鞭挞社会的不公正现象，透过深沉的戏谑和痛苦的调侃，试图唤醒人们弃恶从善。这种一反常态，不同凡响的艺术形式，是王梵志的创造，被宋代诗人推崇为“翻着袜法”。梵志在运用以地狱隐喻人世的传统手法时又有新的发展。他既克服那种内容空泛、思想偏狭、单纯追求趣味和揶揄的倾向，又摆脱单纯调笑的格调，表现出深沉悲愤和浓郁蕴藉的思想感情。

　　王梵志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是复杂的，而且充满着矛盾。他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落后的一面。王梵志思想的主要成分是佛教和儒学。他有很多诗是宣传佛教的哲理教义，过多地渲染地狱阴森恐怖及业道姻缘、轮回报应的佛道说教，劝导人们寄希望于未来世界。同时，他受儒家思想影响也很深，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他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的诗中不断鼓吹“忠孝”、“仁义”等封建道德和“忍辱”、“保身”等处世哲学。有时候佛、儒思想又杂揉一炉，灌输统治阶级说教。当王梵志处于社会低层的时候，对社会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某些变化，思想也萌发出了朴素的辩证因素。他利用身、影、人、像的关系比喻人生，比那种宣扬天堂地狱为中心的佛教思想前进了一步。“有生皆有灭，有始皆有终”的诗句，已表现出他宇宙观中的积极因素。他信仰佛教以后并未消除苦恼和困惑，反而使他清醒过来，逐渐认识到社会的不平等。他在许多诗里，以当时进步的平等观念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分析现实人生，追求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理想，表现出一个政治诗人应有的气魄和胆识。他指出“赋役既不均，曹司即撩乱”，“户役一概差，不辩棒下死”，强烈要求“差科取高产……处分须平等”，并大声疾呼“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独”。由于时代的局限，王梵志还不能认识到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是封建社会制度造成的。他的思想能适应劳动人民实现平等、平均的要求，难能可贵。
　　王梵志在儒家思想影响下，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处世哲学，长期受到僧俗人士的欢迎。他有不少家训、世训格言诗，劝导世人公正、仁义、诚实。如“得他一束绢，还他一束罗”，“鸟饥缘食亡，人能为财死”，“官职莫贪财，贪财向死亲”，“邪谣及妄语，知非总勿作”，“结交须择善，非识莫与心”等等。这些诗句虽然儒家色彩浓厚，却已接近人们长期信守的道德观念。他的人生哲学有时流露出来与世无争的消极思想，劝导人们安于贫困。如“无牛亦无马，不愁贼抄掠。”“不愿大大富，不愿大大贫。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兀然无事坐，春来草自青。”
　　王梵志以自己通俗诗歌的创作实践，在中国古代诗文中独树一帜。作为最早的白话诗人，唐宋以来，他一直受到僧俗人士的欢迎，但士大夫阶层大都把他看作一个怪僻释徒，而不肯把他当成一位诗人。王梵志一生创作了多少诗歌至今不详。唐大历六年（771年）有110首诗手抄本传世。《宋史.艺文志》著录王梵志诗一卷，明代后王梵志诗集开始失传，幸而于20世纪初期于敦煌佛窟出土了20多种唐宋时期的王梵志诗手抄写本残卷，经过整理、校辑，共得诗336首。与同时出土的其他诗人的诗作相比，梵志诗的数量竟居首位。这说明王梵志诗曾在我国西部边陲广泛流传，深受僧俗民众的欢迎。我们甚至可以说，王梵志是唐代最著名的通俗诗人。

    转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浚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