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谐（495－544年），字虔和，北魏顿丘（治今浚县屯子镇）人。尚书仆射李平次子。李谐风流闲润，博学有文才。荫父功袭爵彭城侯。自太尉参军，历尚书郎、抚军府司马、中书侍郎、著作郎。后加辅国将军、光禄大夫、相州大中正。元颢入洛，为给事黄门侍郎。颢败，被除名，作《述身赋》。

    《述身赋》是北朝时期第一篇描写洛阳盛衰变化的佳作，被后人称为“北朝亡国悲情文学的代表作”。这篇赋大约写于 529年或稍后（据 《魏书》卷六五《李谐传》，此赋写于元颢篡位失败之后，即永安二年）。作者从盛世的和平生活，写到河阴之变后的仓惶逃窜，以及乱后的悲观厌世。作者的描述没有涵盖洛阳被破坏的全景，仅及个人经历，虽不那么宏大，却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战乱当中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感受，更能表现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全赋采用对比手法描写洛阳的盛衰变化，先写繁华舒适的和平生活，次写魏末的六镇兵变的破坏，再描写尔朱氏屠杀皇亲大臣的惨剧，惨剧发生后作者的仓惶逃命。在所有这些悲剧描写中，主题思想很明确——胡汉冲突：
    “既孝昌之陵陂，亦继口而祸结。将小雅之诗废，复三纲之道灭。闻虜马之夕嘶，見胡尘之昼上。”作者的所感、所见、所闻都无不与胡人对汉文化和汉人的威胁和施暴有关。孝文帝幼兄之子元颢（生卒年不详）从南方归来，给时局带来一丝转机。李谐出仕为官。但是，元颢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李谐只好退隐：“及宸居之反正，振天纲于颓纲。……乃褫带而来反，驱下泽于故乡。探宿志以内求，抚身途而自计。”
    若将李谐的退隐放在胡汉冲突的大背景下来看，其中大有深意可挖。《魏书·李谐传》记载：“元颢入洛，以为给事黄门侍郎。颢败，除名，乃为《述身赋》。”（《魏书》卷六五《李平传》附子《李谐传》）元颢篡逆，入洛以后，放纵南方军人，颇失人心。所以魏收（506-572年）此处似乎暗示李谐乃以退隐谢天下。但是此说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李谐为元颢做事，并非所谓支持篡逆，应有更深层的考虑。从524年六镇军人兵变开始，到五年后（528年）的4月13日，尔朱荣屠杀王公朝士一千三百余人，汉人所虑恐已非谁是北魏正统，而在于谁是汉化正统。“俄隙开而守废，遂冠冕之毁裂。彼膏原而涂野，嗟卫肝与嵇血”几句话，足以表明李谐的态度。他之后的逃难，大约都是为了躲避尔朱氏的屠杀。所以元颢归来是李谐对国家前途、对个人命运的一线希望。他向往从此“忻草茅而偃伏，且优游于宸庆”，就是最好的说明。

    李延寿撰写的《北史·李谐传》记载了李谐作为外交使臣在南北交往过程中的历史贡献：东魏天平初，帝诏李谐为魏尹、将军，因母丧禫制未终，表辞不受。时南朝梁武帝与东魏求通和好，朝廷盛选使者，“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东魏以李谐为使主，出使梁国，李谐言行敏捷，梁国朝内众臣及武帝称其才辩。梁武帝与他一起游历。梁武帝是个笃信佛教的人，有意向李谐炫耀他的仁慈。当他们行到放生池时，武帝问：“彼国亦放生否？”李谐回答说：“不取亦不放。”帝大惭。“放”的前提是“取”——而正是“取”摧毁了“放”的本质。梁武帝听了李谐的话，羞愧加佩服，《北史·李谐传》这样记载，梁武帝萧衍会见东魏使臣李谐等人后，对手下臣僚感叹道：“朕今日遇勍敌，卿辈常言北间都无人物，此等何处来？”已经变轻视为重视，从此，“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帝以谈说，甚相爱重”。李谐从南朝归来后，任大司农卿，加骠骑大将军，转秘书监。武定二年（544年）卒，年49岁，时人悼惜之。赠骠骑大将军、卫尉卿、齐州刺史。著有文集10余卷。

    转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浚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