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一日千里，人类社会飞速前进。现代工业出现后，“一天等于二十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横向联系加强，小小寰球变作一个“地球村”。商业活动已冲破当年狭小的地域界限，通向全球的四面八方。大发展需要高水平，高水平应通过经营者自身体验出来。于是在亚洲东部就出现了“儒商”的概念。

    笔者幼年在家乡过年时，屡见商家门口贴着“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的对联，长大后知道中国古代有个弃政从商的陶朱公（范蠡）和学儒经商的端木赐（子贡）。但在许多著作中却未找到“儒商”二字的定义。在我学习、研究孔子思想四十余年中，大略接触到对此二字的几种解释：一、以圣贤之法、儒家之道经商者。二、读圣贤书、有学问的人经商者。三、在经商中体现出儒家高水平思想并切实获利者。四、在经商方面经营出学问来、有实绩、实效者。

    上述说法，都有些道理。但总的说来，笔者却认为所谓“儒商”应是：经营者本身应体现两种素质，经营中体现出两种水平。两种素质指经营者应具备历代儒家提倡的一些优秀道德品质和游泳于商海中的本领。两种水平指经营者在经营中具备一种重大义、轻小利，义利结合，义中取利，大义大利的正确义利观，并善于了解市场，适应市场，乃至驾驭市场并不断取得胜利的能力，以及实实在在获得了一些成功。笔者认为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是一位典型的儒商，或称之曰：自古儒商第一人。

一

    在号称三千的孔门弟子中，有名的七十多人，其中史书上记载事迹较多的二十多人，后世依他们的水平及贡献尊为“四配”、“十二哲”的十几人。其中有以“德行”出名的颜回，有以勇武见长的子路，有以文学著称的子夏，也有被列入“四科”之“言语”科的宰予、子贡。宰予好提些怪问题，孔子曾多次对他批评，子贡则以“舌辩”著称，办过许多好事。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端木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三十岁”。未记他的家庭和出身。但在《韩诗外传》中却可找到“子贡，卫之贾人也”的记载，可知他出身商贾之家。至少在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就拜孔子为师。这时他已经商了。当然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在其以前不可能筹集太多经商的资金，此时经商只能使用家中的钱。又可推知子贡应出身于有钱人之家。

    孔子周游列国先到卫国，有许多原因。如子路的内兄颜浊邹在卫国，可以落脚，卫国有位孔子倾慕的贤士蘧伯玉等等。但还不应忽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子贡为卫人，可以在经济上对孔子一行支持（有人说孔子到卫国以后，子贡才向孔子拜师。这也不能否定子贡对孔子一行的支持）。

    《史记》把“子贡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这说明子贡拜孔子为师之后，曾参加过孔子一行的活动。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出访求仕，即到各地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在一些国家从政治国，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孔子率领的这些人，不只是个学术团体，也是个政治团体。孔子一面涉足政事，一面对弟子进行教育。在此期间，子贡应该都参加了。但这只是他的一项活动内容，同时他还经商。孔子一行离卫南下后，他并未及时跟去，而是在曹、鲁之间继续经商。子贡不一定时时与孔子同步，但却也时来时往。如孔子一行在宋国大树下习礼，宋司马桓魋派人砍树时，子贡在场。他们微服过宋，约定到郑国东门外见面，子贡就如约到那里找孔子。三年后鲁国执政的季康子召冉求回国，子贡看出孔子有回去之意，便对孔子说冉求先回去，立定脚跟后再来接老师。又过了三年，孔子一行陈、蔡绝粮时，师生有一番对话，也说明他在孔子身边。此后又受孔子之命，回到鲁国，进行了一些社会活动。

    《史记·孔子之家》记：“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今山东曲阜孔林内孔子墓西侧有子贡庐墓处三间。室内原置神龛一座，内供子贡木主。室前左侧立“子贡庐墓处”石碑一座，右侧立“先贤子贡庐墓祭碑”一座，均系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所立。这一古迹生动体现出弟子对老师的尊敬，也体现出子贡与孔子的密切关系。

    两千年来，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子贡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东汉明帝十五年（72年）东巡祭孔子时，“祠七十二弟子”。子贡亦在内。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子贡为“黎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加封为“黎国公”、“黎公”。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尊为“先贤端木子”。早在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便被诏为“十哲”之一，从祀于孔庙大成殿内。清乾隆年间又定为“十二哲”之一，配享于孔庙大成殿内东面北起第三位。

二

    《周礼·天官》“太宰”条记：“六曰商贾，阜通货贿”。注：“行曰商，处曰贾。”可知古时经商的概念是“阜通货贿”，即到各地交换财货。流动的叫商，有固定地点的叫贾。《史记·货殖列传》记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废著”意为“贮藏”，“鬻”为买卖。“废著鬻财”是指买进货物，贮存起来，现卖出去的行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集解》释“废举谓停贮也。与时谓逐时也。夫物贱则买而停贮，值贵即逐时转易，货卖取资利也。”《索隐》释“废谓物贵而卖之，举谓物贱而收买之。转货谓转贵收贱也。”这些解释都说明子贡首先有一定的资金，然后注意观察市场行情，东西贱时买进来贮存，等到东西贵时再卖出去获利。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便是了解市场行情。〈孟子·公孙丑〉记：“有贱丈夫者，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图市利。”。在子贡稍后一些的战国初年，就有的人伏到高岗上，观察下面的市场东张西望，窥测行情，了解市场，见到何处可以获利，便到何处去经营。子贡就是这种能以观察市场，驾驭市场，从而能获利的精明商人。

    子贡在孔子弟子中，从来以有钱出名。司马迁在《史记》中几次说他家“家累千金”，“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吕氏春秋》中还记载这样一个故事：鲁国有项法律规定，鲁人到国外当了奴隶以后，如果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可以到国库中去取赎金。子贡就曾拿出一些钱，赎回来一些鲁国在外当奴隶的人。他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仁德之事，不去到鲁国国库中去支取赎金。这一方面说明他有仁德之心，也说明他确实有钱。

    由于子贡经营有方，不但发了大财，而且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了几个著名的商人中，子贡是他极力推崇的一个。文中说他“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候，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子贡到了一个地方，赶着成群结队的马。每到一个地方，便拿出许多金帛来向各国国君送礼。因此他所到的地方，各国国君都对他热烈欢迎，热情接待。与他平起平坐，平等地谈问题。这段记载显示出子贡经济实力的雄厚，也说明当时商人地位之高。子贡不但经商致富，“家累千金”。在孔门弟子中“最为绕益”，而且经过他以经济作后盾，支持了孔子在各国的活动，因而“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对此，司马迁深有感慨地说：“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对子贡以经济实力为孔子作后盾一事大声叫好。

三
    子贡是春秋末年的一位“商”，但此人”儒 ”味很浓，在孔子谆谆教导下，他学诗、学书、学礼。自己的思想提高了，也重视别人思想的提高，希望人人都有较高的道德修养。

    有一次，鲁国执政的季孙氏 ，在治理国家中，强调 对有过的罚，对有罪的杀。子贡说这些残暴的方式不好。当季孙司氏问他为什么时，他举出郑国子产施德行仁的实例后说：“赐闻之，托法而治谓之暴，不戒致期谓之虐，不教而诛谓之贼，以身胜人谓之责。责者失身，贼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最后的结论是”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韩诗外传〉）卷三）。

    又有一次，卫灵公向几个人问执政时主要应做什么？史鳅说主要是刑罚，子路说主要是军事，而子贡却一反二人之说，坚决主张用教化治国。他说：”去民之所事，奚狱之所听，民革之不陈，奚鼓之所鸣，故同教为务也“（〈新书·政理〉）。

    大凡做经济的人，往往性格开朗，务实性强。孔子说：子贡向那里一站，“侃侃如也”一派温和欢快的样子（〈论语·先进〉”。子贡常向孔子提出一些问题，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如对孔文子的看法，对颛孙师及卜商的看法，以及与颜回的比较等，都呈现出一派活跃的气氛。再说个子贡务实的例子：西周以来，依礼每月都要“颁告朔”，即为了颁行周历,每月要杀一只羊向祖先告庙。但是到了春秋末年,许多国家已不用周历,而用夏历、殷历,就不用从周代祖先那里去请历法了。可是每月杀一只羊的告嗍礼还不变,子贡直接向孔子提出这种杀羊的旧礼节应该废除,却遭到孔子的批评。

四

    对子贡经商,孔子持什么态度呢?〈论语·先进〉中孔子有这样一段话:“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颜回的道德学问已经差不多少吧,可是常常穷的没有办法.而子贡却不守常规,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竟每每被他猜中了。孔子从来提倡说实话、办实事,在这里又说了两句实话：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个人修养再好,但死抱住旧道理不放,不务实际,自然穷的没办法.而子贡却把自己学的知识,看问题的方法用到做生意上，囤积货物，观察行情，分析市场，往往很准确地一出手就发财。这正是对子贡的表扬，不象过去有人说他“不受命”是不老实，而应该理解为不依陈规陋习办事，敢于冲破旧框框，在人生的道路上勇于新辟蹊径，这是子贡的特点，也是子贡的优点。

    从上文可知孔子对子贡的经商活动是支持的。其实这也不奇怪。再看看孔子自己的例子。

    〈论语·子罕〉记:“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渚?'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意思是：子贡向孔子提了一个问题：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放在柜子里藏着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把它卖出去呢?孔子说：“卖了吧!卖了吧!我正在等待着识货的人呢。对这段话,论者多认为孔子在政治上随时准备出山，待价而沽，当然对。但他们的问答中都使用商贾的例子来说明问题，至少可以说孔子把经济上的讨价还价和政治上的代价而沽同等看待，说明孔子对经商活动的肯定，自然可以说明孔子对子贡经商活动的支持。

    子贡以能言善辩著称,《史记》记他出使五国，均获胜利，几乎可以左右天下形势。有人考证不一定符合事实，但他确也做过不少外交活动。如在鲁哀公六年(前489年)、七年(前488年)、十一年(前484年)、十五年(前480年)都为鲁国做了许多外交工作，均取得一定积极成果。子贡外交活动的成功，自然更反衬出他经济活动的能力。

    由上分析,子贡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标准的儒商，是自古儒商第一人。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