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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鹤壁核心文化标识
鹤壁地处殷商文化和周卫文化腹地，域内有朝歌（殷商、周卫）和中牟（战国赵）三朝古都；又有浚县（国家级）和淇县（省级）两个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文化河”的淇河又流经市域；文化积淀博大深厚。城市现代化离不开文化。城市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是城市的气质。市委市政府将以科学精神研究定位我市的“核心文化标识”作为一项文化工程，是高度重视城市文化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弄清楚自己的“核心文化标识”，对促进我市区域文化建设，增强我市文化软实力，实践科学发展观，落实省委省政府的“旅游立省”战略，有着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关于“核心文化标识” 的概念
要研究定位我市的“核心文化标识”，需先弄清什么叫“核心”。所谓“核心”，辞书上曰：“ 中心，主要部分”。
再弄清什么叫标识，所谓“标识”，辞书上曰：“记号，符号或标志物。用以标示，便于识别。”《现代汉语词典》：“【标识】biāozhì，
同‘标志’。”即是说“标志”与“标识”，在现代汉语中是同音、同义异形词。
再说“核心文化标识”。“核心文化标识”是一个有歧义的偏正词组：可以理解为“核心文化的标识”，也可理解为“核心的文化标识”。
那么，如果按第一种理解，就需要首先先弄清楚鹤壁的“核心文化”，在此基础上，再找出和确定其标识。之前，《鹤壁日报》共发表十篇有关征文，除了极个别文章外，大都将城市特色、“核心文化”与其“标识”混为一谈。诸如“北方水城、谋略鹤壁”、“博爱、诚信、开放、创新”、“淳朴、敦厚、博爱、自强”、“创新、争先、淳朴、博爱”、“开拓、融合、重法、风雅”、“厚重古朝歌、生态新鹤壁”、“开放与包容、创新与大气”等，都未能明确表述所选用的几个词语到底是鹤壁“核心文化”呢，还是鹤壁“核心文化标识”。其实，几位作者分别所选用的几个词语，除了表示城市特色的词语之外，其余不管是指鹤壁“核心文化”，还是指鹤壁核心文化“标识”，都不能让人满意。看来企图寻找几个“词语”，将之作为“鹤壁核心文化”，或“鹤壁核心文化标识”的做法，是很难奏效的。因为用这种方式来确定鹤壁市的“核心文化”，找出的内容，充其量只配称做鹤壁文化中带有某些特点的文化成分，或极局部的组成元素而已；况且还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再者，所谓“核心文化”，它应该是长期的历史文化的积淀，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只能靠我们去探究发现，而不能拿“古为今用”的原则或依据当前形势和中心工作的需要去随心所欲地生编硬造。城市精神倒是可以如此用几个词语来表述的，例如新唐山精神为“感恩、开放、博爱、超越”，上海精神为“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但这是题外话，恕不在此赘述。而“标识”呢，应属具体的“记号、符号”或客观存在的“物”，是物质层面的东西，而非思想和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不管选用什么“词语”也都不是适合充当“标识”的“标志物”。
按第二种理解，“核心的文化标识”。即是说鹤壁文化中有可能充当“记号，符号或标志物”的文化构件或要素很多，诸如：淇河、卫河，大伾山、云梦山，朝歌、中牟，殷商、周卫，淇河天然太极图，仙鹤，《诗经》，商王帝辛（殷纣王）、卫康叔、卫武公、许穆夫人、子贡、鬼谷子、孙思邈、罗贯中，白蛇闹许仙的故事等等，共同组成博大深厚的鹤壁文化。这诸多文化构件或要素中总会有一个主要的、重要的，即可称为“核心”的构件或要素，那么这个构件或要素就可以被称为鹤壁“核心的文化标识”。这种理解或许可以跳出寻找几个词语来作为“核心文化”及其“标识”的“惯常的思维方式”，不知是否可以作为解决“鹤壁核心文化标识”的问题的一种新的思路。
核心文化标识应该具备的条件
如果以上的这种思路能够成立，那么笔者考虑，适合做鹤壁“核心文化标识”的“核心”的构件或要素，似应具有以下特征和条件：一、必须是在省内以致全国独具特色的文化构件或文化元素。二、必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三、必须能承载和涵盖鹤壁全境所有文化。四、必须是大众非常熟悉并被广泛接受认可的东西。不论谁，一看到这一“用以标示，便于识别”鹤壁地域文化的“符号或标志物”，便能即刻意识到鹤壁或鹤壁文化。五、这一构件或元素所标识的鹤壁文化不能局限于历史时代，比如用“殷商”、“卫”或“周卫”，再如用“朝歌”都不行，因为文化是传承发展的，而这些构件和元素都是历史上静止的事物或概念，有明显的“时限”的局限性。
淇河应是鹤壁核心文化标识无可替代的首选
1、淇河是鹤壁市最具特色的文化构件或要素。
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和个性。作为城市文化标识的“符号或标志物”必须能反映出一座城市的内涵和外在表现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鹤壁市在全省和全国范围内能称得上独具特色的文化构件或要素中，淇河应是最佳选项。虽然我国名为淇河的河流不只一条，但流经我市的这条淇河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却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极其平凡而普通的河。黄河（5464公里）是她（161.5公里）的近34倍，长江（6397公里）是她的近40倍，水面最宽的地方最多也超不过200米。但她却是卓尔不群无与伦比的。她被誉为文化河，即既是诗河，也是史河，又是爱河（爱国之河、爱情之河），乐河（音乐之河），生态河……。这样的文化河，古今中外都是绝无仅有的。因此要论鹤壁市最具特色的文化构件或要素，舍淇河其谁也？
2、淇河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淇河的第一个文化河特征是“诗河”。
所谓“诗河”有两个含义：一是《诗经》之河，《诗经》原来就叫《诗》。这是因为《诗经·国风》中有6首18次咏及淇河，“淇”出现的次数仅次于黄河（15首，“河”出现27次），竟高于长江（5首，“江”出现13次），所以人们称她为《诗经》之河，流淌在《诗经》中的河。另有南朝·陈·顾野王《拂崖筿赋》：“
《诗》咏淇水，《骚》美江干”、《唐故魏州昌乐县令孙君墓志铭》：“邠苇载《颂》，淇竹传《诗》”的诗句，证明古人早就赞赏过淇河与《诗经》深密的关系。再是因为淇河历代被吟及的诗词曲赋和联语不计其数，而还被称为“流淌着诗的河”。去年，负责淇河“一河五园”中“淇水诗苑”规划设计的深圳某专业公司将淇河称为“中华第一诗河”，这一定位，使淇河的称谓和文化价值更上了档次。其实，淇河不仅是“第一诗河”，也是我国“唯一”的“诗河”。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马进举教授赞誉我市文化资源时说：“天赐淇河、天赐《诗经》”，他看到了流淌在《诗经》中的淇河的身价，他认为这是上天对鹤壁的赏赉。这说明，人们对淇河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的认识在与日俱增。
淇河的第二个文化河特征即“史河”。
虽然自古以来，人类傍水而居的现象很普遍，几乎所有的河流都应该有着人类活动的足迹和遗存，但淇河却与众不同。在众多河流中它所以被特称为“史河”，是因为淇河流域有很多历史遗址和考古发现在古今中外属重大、重要、罕见而具有影响的。诸如沿岸的花窝、大赉店、刘庄、辛村、唐庄的鹿台等多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西周和春秋战国文化遗址。另有鹿楼战国时期冶铁遗址，鹤壁集北宋时期采煤遗址、古瓷窑遗址等，其中不少遗址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今在全国甚至在世界考古界都有很大的名气。尤其是2005年的先商文化遗址被确认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还有今年的淇县宋庄东周贵族墓地入选“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候选项目。曾上演于淇河流域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是遍布史册。历代涉足淇河之畔的国君帝王、名宦重臣、文学巨匠、诗坛泰斗不胜枚举。
淇河的重大考古发现和历史遗存除了人文的以外，还很多自然地质方面的，比如像上峪火山口、白龙庙冰臼地貌等，都有着罕见而珍贵的地质考古方面的科学价值。
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的火山地幔现象是中国至今发现的三个“地幔窗口”之一。上地幔、下地幔到地表大约几百公里到2900公里各个地层的地幔物质暴露无遗。有熔岩凝成的石灰岩，有各种颜色的宝石。上峪地幔现象在中国罕见，在世界也是少有的。许多地质学家，大、中学生都纷至沓来，目睹地幔物质，把此当作实习现场，同时也吸引国外学者来此参观游览。有人建议在此处开辟地质旅游点，建地质博物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08年11月，在淇河河床中央发现的大片多种形状的岩石洞穴，正式被国家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确认为冰臼，是距今２百万～３百万年前的第四纪早期古冰川作用形成的冰川遗迹。地质冰臼是冰川融水携带冰屑、岩屑，沿冰川裂隙自上向下以滴水穿石的方式对下覆基岩进行强烈冲击和研磨，所形成的石坑。因其形态很像古代舂米的石臼而得名。鹤壁发现数百万年前冰臼群，在国内尚属首次。我国冰臼研究的权威专家，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韩同林教授说，目前发现的冰臼群，因形成过程特殊，大多发育于花岗岩不易受侵蚀的岩石中，而灰岩不耐侵蚀，形成冰臼的难度极大。韩教授称，这一发现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对研究该地区古环境、古气候变迁和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材料。
淇河流域已发现或待发现的人文和自然方面的重大历史考古遗存一时是无法穷尽的，仅从现有的实例就足以说明淇河被称为“史河”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淇河的第三个文化河特征是“爱河”。
所谓爱河是说她既是一条爱国之河又是一条爱情之河。彪炳史册的被誉为中国第一位爱国女诗人的许穆夫人，就是朝歌人，淇河的女儿。她载入《诗经》的不朽诗篇《泉水》、《竹竿》、《载驰》中，其“驾言出游”，“以钓于淇”，“载驰载驱，归唁卫侯”等不朽诗句里，饱含着对养育她的家乡和祖国的无时无刻的眷念和炽烈的爱，在中国文学史上放射着爱国主义的耀眼光芒。她和后来的三闾大夫屈原已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爱国主义的象征。淇河与许穆夫人的名字已一并成为中国语言中爱家爱国的代名词。淇河还是一条演绎过无数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的河流。被载入《诗经》的“淇上”、“桑中”、“上宫”、“顿丘”等爱情故事曾经频发的地方，这些地名在其后的历代诗文中，都已成为爱情的隐语和代名词。
淇河的第四个文化河特征是“乐河”——“音乐之河”。
谈到《诗经》，一般情况下，我们总说，《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其实《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因有目无辞，往往被忽略未计在内，准确地说，《诗经》的总篇目应为311篇。《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说明《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也说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先人，曾经是多么重视音乐歌舞。而《诗经》中采自淇水卫地的诗篇，据目前所知，已多达44首（《邶风》《鄘风》《卫风》中共有39首，卫武公所作5首诗分别载入《大雅》1首，《小雅》4首），这种情况在全国恐怕是罕见的，足以说明，淇水卫地曾经是怎样的歌乐之乡！
我市淇河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燕昭安先生在《古代淇河的音乐传统》一文中说“淇河流域是‘郑卫之声’的发源地，是个产音乐、出歌手的地方，是音乐之乡。”《孟子·告子》有“昔者王豹居于淇，而河西善讴”。王豹住在淇水边，是春秋时的著名歌星，受他影响，黄河以西、淇河流域的民众都特别善于唱歌。当时的淇河成为“歌乡乐海”，后人把王豹列入“十二音神”，排第四位，曰“韵吟王豹”。《史记·乐书》曾记载魏文侯对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生于淇畔朝歌的侠客荆轲所咏唱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被称为“荆歌”，其悲壮之音韵不朽于史册文坛，曾使多少侠肝义胆之士闻而扼腕，敬意顿生。由此可略见淇河音乐的影响力感召力。我国最早的古琴曲《箕子操》也出自淇水之畔的朝歌。古琴是中国古老的乐器，它承载了很多哲学和文化内涵，是古代文人雅士进德修业、修身养性的必备之品。最有名的明代古琴之一名字就叫“淇竹流风”，可见古代音乐与淇河的关系多么密切，作为音乐之河的淇河名气之大。
淇河的第五个文化河特征是“生态河”。
淇河流域良好的生态从古以来始终是引人注目的。比如从殷纣王时期的竹箭园——“淇园”，一直到近百年前淇竹的消失，三千多年的时间里淇河的优良的生态在历代的诗文中频繁地被歌咏。在古诗文中徜徉，古代淇河水清、水大、竹多三个最突出的生态特点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的淇河仍保有的良好生态状况尤为罕见和可贵，被誉为“北国漓江”、北方“唯一未被污染的河流”。越来越多的人争相来一睹当今淇河的芳容，享受一下淇河的生态美：或亲临青岩绝瞩望淇河天然太极图，玩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或到白龙庙欣赏一百五十米长的白龙瀑布，俯身钻一钻曲折神奇的天然溶洞白龙洞；或到淇河湿地远窥仙鹤、白鹭、黑鹳、野鸭们的忘情嬉戏；或登上画舫游艇尽情荡漾于淇水碧波……总之，今天有幸观瞻淇河的人，没有人会不被他良好的生态状况所震撼，没有人会不情不由衷地为之啧啧叹服。
除此之外，淇河还有许多独有的文化河特征。
比如，淇河还是中国竹文化的发源地。首开竹文化先河的《诗经》，在《卫风·淇奥》中第一次以竹起兴歌颂有文采、有人品、有德行的美男子（一说“美（卫）武公之德也”）：“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绿竹青青……绿竹如箦”，这“猗猗绿竹”就是位于淇奥的“淇园”的竹子，之后近三千年来，“淇奥”（淇澳）、“淇园”、“猗猗”、“绿竹”、“淇竹”、包括“淇水”、“淇上”、“卫武公”等词语在文坛上，尤其在诗词歌赋中频繁被咏及，使这些与淇河密切相关的词语在词义上相互交叉渗透，相互借代隐喻，成为诗坛上极为罕见的现象。
因元末明初著名作家罗贯中曾隐居于淇河之畔的小山村许家沟中，淇河及其流域优美的地理自然风景如白龙庙、大伾山之类曾被作家原封不动写入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中也都有淇河的名子显现，淇河的名气从此可略见一斑。
此外与《天仙配》、《梁祝》、《柳毅传书》（也有人认为四大民间故事中有《牛郎织女》、《孟姜女》）等齐名的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的《白蛇传》故事的源生地就在淇河边的许家沟和金山寺一带。《白蛇传》最早出自冯梦龙整理的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提起这则故事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杭州西湖的石桥（断桥）、夕照峰上的雷峰塔以及镇江的金山寺等景点。但是，据史学家新的探源考证，《白蛇传》的故事起源于北宋时期，发源地在今河南鹤壁黑山之麓、淇河之滨的许家沟。黑山又名金山。早在魏晋时期，左思就在《魏都赋》中记载了“连眉配犊子”的爱情故事：“犊子套黄牛，游息黑山中。后与连眉女结合，俱去，人莫能追。”后来这一故事衍化为“白蛇闹许仙”的故事，故事主人公也由“连眉女”衍变为白蛇。相传，白蛇闹许仙里的白蛇精，当年曾被许家沟一位许姓老人从猛禽口中救生。白蛇为报答许家的救命之恩，嫁给了许家后人牧童许仙。婚后，她经常用草药为村民治病，使得附近“金山寺”的香火逐渐冷落。黑鹰转世的金山寺长老法海和尚十分恼火，决心破坏许仙的婚姻，置白娘子于死地，于是引出了人们熟悉的“盗仙草”、“水漫金山寺”等情节。鹤壁为《白蛇传》故事的原生地，近年来已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另外2001年在上峪乡南山段发现的由淇河河道天然形成的太极图，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既使淇河增添了罕见奇特的自然景观，也给这条文化河更增添了一个重要文化元素，使人们自然地将这淇河天然太极图与国学中的道家思想与儒家的著名经典《易经》联系起来，产生了无尽的联想，更增添了淇河的文化分量。
3、淇河若作为鹤壁的文化标识，完全能够承载和涵盖鹤壁全境的所有文化。可以说这正是她最有资格充当鹤壁文化标识的一个极其重要极其优越的条件。
鹤壁市辖两县三区，将淇县、浚县的大部、淇滨区、山城区说成是淇河流域，似乎没有问题。鹤山区和浚县东部北部是否也能称为淇河流域呢？笔者曾经为此而质疑过鹤壁文化被称为淇河文化。学习了我国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河南浚县大伾西部古河道考》一文后，得知现在的卫河，汉以前曾叫白沟，这白沟其实原是淇河汇合古清水的故道。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注疏《水经·清水》：“清水本自入海，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南注，黎阳以北，清河之流遂绝，而故道犹存。今曹操开白沟遏淇水北流行清水之道。故《淇水注》渭之清淇，互受通称”。这即是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淇水和清水可以合称清淇，也可单称清水，或单称淇水，二者是一回事。清代中叶学者王履泰《畿辅安澜志》载：“卫河，古清、淇二水所导也，汉为白沟，隋为永济渠，宋元曰御河，明曰卫河。”这段话即是说，白沟原是清淇故道，“卫河”的名字始于明朝，命名的原因是因为其流经的地方多在春秋时的卫国地域。如此，发源或流经于鹤壁市的羑河、汤河、洹河等许多河流，追根求源，几乎都是原淇河（今卫河）的支流。如此，鹤壁市现在的辖区理应全属淇河流域。这就是说，毫无疑问，鹤壁文化全部可以被淇河这一标识物所承载和涵盖。鹤壁人在本世纪初就将淇河当作了其地域文化标识，将鹤壁文化称作“淇河文化”，实在是具有胆略具有眼光之举。
4、至于鹤壁大众对淇河的熟悉程度之深那是毋庸置疑的，不仅“熟悉”，并且“酷爱”，鹤壁人深情地称淇河为“母亲河”即为明证。所以笔者认为将淇河作为鹤壁文化标识，被广泛接受认可，似乎不成问题，因此也毋庸置议。
5、因为文化的传承性，作为文化标识的文化构件或元素不能带有“时限”性。鹤壁文化中淇河这一构件或元素显然不是“时限”概念，而是“域限”概念。而其他如殷商、殷卫、卫、朝歌，帝辛、鬼谷子、许穆夫人等文化构件或元素虽然在鹤壁都举足轻重，并都具有一定的标识性，但都有“时限”性的局限；鹤壁还有些重要文化构件或元素如：卫河，大伾山、云梦山、淇河天然太极图等虽不带“时限”性，但它们在其他条件上，如文化含量、涵盖面等诸方面远不及淇河，因而都不适宜作鹤壁文化标识的首选。
在对“核心文化标识”作“核心的文化标识”这种理解的前提下，权衡利弊，鹤壁文化中众多有可能充当“记号，符号或标志物”中的“核心”的构件或要素，看来淇河应该是首选，而且当之无愧非它莫属。“淇河”就是“鹤壁核心的文化标识”。王殿民先生《新时期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一文（2009-7-28《鹤壁日报》）将淇河看作鹤壁“文化标识”，但他没有明确地说淇河就是鹤壁的“核心文化标识”。其实按本文中对“核心文化标识”的第二种理解，鹤壁“文化标识”与鹤壁“核心的文化标识”、鹤壁“核心文化标识”应该是外延完全相同的概念。这是笔者的一种理解，至今尚没有人这样认为，不知是否有认识方面的价值。如果对照“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与象征”的说法，说淇河是鹤壁“核心文化标识”或“象征”恐无大错。但在这一问题至今尚未有令人信服的权威认识或答案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是否至少可以看作一家之言而作为一种参考呢？深圳市在提炼、升华文化核心理念和文化标识时的总体要求是“突出特点、反复推敲、慎重推出”，也许值得我们借鉴。
-------（此文曾由作者于2010年5月22日鹤壁市淇河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宣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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