纣王带到牧野战场多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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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 纣王带到牧野战场多少兵
纣王带到牧野战场多少兵
---关于牧野之战的再思考之二
作者:夏伟田  加入时间:2020-6-1 18:49:40

 

纣王带到牧野战场多少兵

 

——关于牧野之战的再思考之二

 

 

夏伟田


关于牧野之战商周双方投入的兵力,典籍文献上虽然有记录,但是,对周武王率领的盟军人数记载比较清楚,大体一致,而对于商纣王投入的兵力人数或无写明,或将人数肆意夸张,数字差别很大,有70万之说,有17万之说。个人认为商纣王投入牧野战场的兵力在2万左右,且队伍中没有奴隶和俘虏。

一、先秦文献中对牧野之战双方兵力数据记载

《克殷》: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败。①

《牧誓》: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②

《武成》:甲子昧爽,受(帝辛名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③

《吕氏春秋》卷八《仲秋纪·简选》: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④

《墨子·明鬼下》:武王以择车百两,虎贲之卒四百人,先庶国节窥戎,与殷人战乎牧之野。王乎禽费中、恶来众畔百走。武王逐奔入宫,万年梓株折纣,而系之赤环,载之白旗,以为天下诸侯(僇)。⑤

《上博楚简<容成氏>注译考证》:文王崩,武王即位,曰:「成德者,吾说而代之;其次,吾伐而代之。今受(帝辛名受)为无道,昏舍百姓,制约诸侯,天将诛焉,吾勴天威助之。」武王于是乎作为革车千乘,带甲万人,戊午之日,涉于孟津,至于共、滕之间,三军大范。武王乃出革车五百乘,带甲三千,以少会诸侯之师于牧之埜。受不知其未有成政,而得失行于民之朕也,或亦起师以逆之。武王于是乎素冠冕,以告闵于天,曰:「受为无道,昏舍百姓,制约诸侯,绝种侮姓,土玉水酒,天将诸焉。吾勴天威之。」武王素甲以陈于殷郊⑥


 

 

从以上六条史料分析,周武王所率领的周兵战车部队加上徒兵万人左右(当时周国人口10万人左右),盟军人数不明。但在长途奔袭中,逢雨雪天气,道路泥泞,南方士兵多有生病(这些情况有史料证明,后边还要提及),周武王只好“简车”、“择车”前行,未能将部队全部带到牧野战场。至于商纣王所带兵力,没有说明,只有“受率其旅若林”一句,说明商纣王也带来很多兵。商纣王仓促迎战,和他手下的大将战死了,再也无人报出商兵上阵人数。商兵人数成了千古之谜。正因为如此,给后世史家留下了夸张机会。

二、司马迁的“七十万人”参战说成了滥觞

司马迁的《史记》文学性很强,为了将牧野之战写得生动精彩,不但把周武王的兵力有所扩大,而且把商纣王的兵力肆意吹嘘。

《史记·周本纪》: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誓已,诸侯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

【正义】大卒,谓戎车三百五十乘,士卒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贲三千人。⑧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周武王已经“陈师牧野”了,商纣王才“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仓促之间,商纣王从哪里能征集“七十万人”?显然吹大了。

因此,有学者提出:据考证,约公元前1045年(应为前1046年),殷历正月间,帝辛从山东人方回殷都朝歌过年。可以说帝辛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就是个神仙一早晨也不可能组织、武装七十万或说十七万军队,还马上开赴战场。

况且军队在东夷征战,国内基本无兵。赶上侵略“战争”,让帝辛一早上去哪儿找人?找个军官都需要时间,还有武器,组织军队,帝辛根本没这个条件。


 

 

写文章一向喜欢夸张的西晋学者、医学家皇甫谧也不敢相信司马迁了。把“七”和“十”颠倒了一下,变成了“十七万”。《帝王世纪》曰:“纣有亿兆夷人,起师自容闾至浦水,与同恶诸侯五十国,凡十七万人,拒周于商郊之牧野。”⑨

此后,“七十万人”参战说和“十七万人”参战说并行,二者之间差距为五十三万。但今人更喜欢“七十万人”参战说,正本清源,刻不容缓。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写道:周军跟纣军17万在牧野会战。由于纣兵倒戈,周军很快就攻进了朝歌。纣王自焚而死。⑩

范文澜在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纣兵七十万人,不战溃败,欢迎周兵杀纣”。⑪

在无论如何凑不够“七十万人”的情况下,有人提出了商纣王征集“俘虏和奴隶”参战说。

目前,据我所了解,较早提出“俘虏”参战说的是尚钺。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部委员的尚钺,力图用新的历史观点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主编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简明的中国历史著作《中国历史纲要》,书中写道:“不久,文王死,子武王带着他的三千战士,联合八百个反对商纣的小氏族小部落的武装力量,载着文王的木主,东向伐殷,进行血族复仇的斗争。……商纣因强迫俘虏与武王战,俘虏临阵倒戈,结果,纣败,自焚而死。”⑫不知道尚钺的俘虏参战说依据何在。

1958年开始,郭沫若主持编写《中国史稿》,编写过程中,大家观点分歧很大,但最终基本上采用了郭沫若的观点。郭沫若在1962年3月8日为《中国史稿》写的《前言》中也承认:许多意见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吸收,不少重大的理论和史实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样匆促付印,我们是十分不安的。

但是,就是这本《中国史稿》中写道:纣王只好把大批奴隶和从东夷抓来的战争俘虏匆忙武装起来,开向牧野,驱上战场。商周双方会战于牧野……在激烈的战斗中,商王军队中的奴隶和战俘,纷纷起义,掉转矛头,配合周军,进攻商纣。⑬


 

 

郭沫若主持编写的《中国史稿》提出了“奴隶和战俘”参战说。此说影响深远,已被世人接受。“奴隶和战俘”参战说依据何在?难道依据他的“中国奴隶社会论”。关于“奴隶和战俘”参战说,后边单列讨论。

三、从商代社会人口和军制等考证商纣王参战兵力数据

《商史与商代文明》:对于周武王伐纣时,纣出兵“七十万”,历来史学家就怀疑不可能如此之多。《夏商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中据前人推测定为“七万”。宋镇豪著《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科院版社,1994年9月出版)中认为“商初约为400至450万人。至晚商大致增至780万人左右(第111页)。商纣时期,即使有几十万兵力,但重兵驻守于人方,周东伐时临时调集畿内兵力不会超过10万。⑭

《宋氏文化--兼论宋国、宋氏、宋字、宋族与商周》:武王抵达殷郊牧野(今河南汲县北),与殷纣展开决战。这就是商周命运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关于牧野之战的情形,因记载的文献资料较少。由于缺乏足资,所以这里则大要言之。此次战役的日子,据载籍《尚书·牧誓》和《逸周书·世俘解》及近年出土的《利簋》铭文等的记载,均言是在甲子日。这一天,大约即是传统夏历的正月初一,尚或周历二月甲子日。……从交战两军的实力相较来看,武王所率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与西南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国联军联合出师,总兵力也还不过数万之众,不及十万人。然《史记·周本纪》则说纣“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拒)武王。”这个说法很可能有不符合实际之疑。据陈直先生的考证:“殷墟甲骨文记载商代用兵,至多一万余人”。见于殷墟甲骨卜辞的记载,殷商代战争的频率之高和规模之大,应是武丁时期,记录被征伐的方国甚多,即便每次出征也都不过三五千人,其中用兵最多的一次,是对羌方的战争,出动的兵力达一万三千多人。陈直先生所说的“至多一万余人”,大概指的也就是这次战争。另据白寿彝先生说:“周军跟纣军十七万在牧野会战。”此据先生虽然没有言明出自何典,但断不可轻易置疑。所以,《史》说“七十万人”,也只可是疑以传疑了。

个人认为:推测定为“七万”这个数字也有些儿大。

我们看一下商代王邑人口基数,分析其兵源基础。

在商末,王邑及近郊人口不足二十万,小城邑为数万。《商代史》卷一《商代史论纲》:“安阳洹北商代中期王邑为10余万人,商代后期殷墟王邑为14.6万人。”而“商王室军队的兵员来源,主要有王邑及畿内各要邑内作为‘邑人’中坚的宗族或家族成员中挑选。”⑮朝歌城及近郊人口不会超过十万人。商史学者认为殷人为五人出一兵,则朝歌只能征召军队人数在2万左右。

其次,需要简单了解一下商代兵制

《商代史·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商朝)武装力量构成。在商代,与雏形的内外服制相适应的是存在王朝的中央军和地方的方国军两个部分……就武装力量的构成而言,大抵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常备的守卫部队,第二类是“兵民合一”而以“族军”为骨干的正式作战的武装。臣服于商王朝的方伯、诸候军队的构成,也有大抵相似的组成,有带专职武装性质的禁卫军和亦兵亦民的民军。方国的军队不仅要维护方国的统治,还要听从商王调遣,为成为商王朝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⑯

商代的兵种主要有徒兵和车兵,或用徒兵单独作战,或以车徒配合,徒兵和车兵虽然都是主要兵种,但在数量和作用方面并非出于对等地位。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骑兵和舟兵。⑰


 

 

守卫部队往往也要参与出征,但商代还有正式作战的武装,是出征前临时按族邑征调的,王室贵族的族军是其骨干……族邑之长担任相应的各级统领。⑱

以上史料也说明了国王要打仗,除亲自掌握的兵力以外,还有王室贵族(族邑之长)作为将领带兵参战。如微子启,他既是王室大臣,又是诸侯首领(族邑之长),还是其武装部队将领。臣服商国的方国需要时也要带领自己的武装部队随商王打仗。

其三、商王征集武装力量的规模或战争规模

《商代史》:武丁卜辞显示规模较大的战争,正式作战的部队是通过“登人”“共人”从各地征召来的,然后编成出征的师旅行,一次征集最多五千,常见三千,偶见四千和一千……商代作为军队编制的“师”,在武丁卜辞中见有中师和右师,廪辛康丁卜辞见有启动右中左三师的卜辞,这些都是王师。……商代一个师的兵力有多少,不少研究者进行探讨,多认为万人为师。⑲

《夏商生活史》:或照登记人口征集兵员,登人之数,据有关甲骨文资料统计,登人3000者有44例,登人5000者有13例,登人万以上者3例。此外又有登某地射、肇某地射、令射、告射等,大抵为简选武士,言人数300的有27例。可知各地任人力数以300和3000为常见。⑳

《国史讲话》:汤以后武功最大的王有两个;一个是武丁,一个是纣……武丁曾用了五千人打土方,用三千人打工(上工下口)方,又曾命他的妃子名妇好的带一万三千人去打羌方。㉑但是,顾颉刚在《国史讲话》中没有提及商纣王征伐东夷所使用兵力。在写牧野之战时,也只是说商纣王的兵力“像一座茂密的森林”。

依次推断:商纣王投到牧野战场上的兵力在2万左右,最多三万人,这已经是过高估计了。

或许,有人要说商纣王可以征集各地勤王大军。试想,周军长途奔袭,沿途商的诸侯国无一抵抗,也未见无诸侯国报信。

《商代史》:以致牧野之战帝辛也毫无准备,兵临城下才发兵拒敌。㉒

其四、商的奴隶,绝大多数都来自战俘,数量不大。


 

 

《商代史》:商王朝往往将掠掳人口与军事训练相结合起来,派人突入四方以外的方国领地擒获异族,作为人祭的牺牲或劳动奴隶……验辞记载擒获十六人,向商王进献六羌。这充分说明无论征伐还是习战阵,擒获到的畜牧民俘虏或人口往往泛称为“羌”,而不论其种号。㉓

《商代史》:帝乙帝辛时的小臣穑牛骨刻辞曾记某次对 危 方及其同盟者的战争的结局……擒获 危 美等方伯数人,又俘某方国二十四人、面具一千五百七十,另一方国的百余人、若干马及车辆、盾牌一百八十三、铠甲五十、箭若干。最后将俘虏的方伯分别祭祀太乙、祖乙、祖丁等先王。㉔

《商史与商代文明》:帝乙、帝辛父子对于人方(卜辞中的人方即东夷)的征伐从未终止过,从《小臣艅犀尊》的铭文和甲骨文中帝乙、帝辛时期征人方的卜辞得知,从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等都有征伐人方的行动……从帝乙、帝辛时期征伐卜辞中还反映出被征伐过的方国还有盂方、林方、危(方)、叡方、羌方、羞方、庚方等。㉕

《商代史》:以上第8-12版卜辞分别为武丁、祖庚祖甲、武乙文丁、帝乙帝辛世代的卜辞,大量用羌人祭祀祖先是贯穿有商一代的习俗……验辞记载十二日后果然将五十名羌人畜牧奴隶送到王廷。㉖

从以上史料分析,商代一次战争获俘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多,也并非同时对多国发动战争。所获战俘奴隶基本上用来做人殉人祭使用。

下边用一组数字再佐证一下。

据《逸周书·世俘》云“(周)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这段文字提供了三个信息:一是周武王或灭或降国族数为751个……二是被杀被俘者为四亿八万七千余人,(周朝十万为亿)即人数为48.7万人。三是周武王或灭或降每国人数平均为648人。

其五、坚决否定“奴隶和战俘”参战说


 

 

商和西周的奴隶,绝大多数都来自战俘。商代贵族获得的俘虏,如羌人、夷人等,一部分用作人殉人祭,一部分则沦为奴隶。也有因犯罪被贬为奴隶的,有官奴和私属之分。经认真分析商代社会,个人认为商代奴隶制并不发达。

关于奴隶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时间论证,郭沫若首先在其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估定西周为中国奴隶制度时期;王宜昌认定自春秋至秦汉为奴隶制度阶段;陶希圣等学者又以秦汉为奴隶制;秋泽修二,在其所著《东洋哲学史》及《中国社会构成》两书中,以西周到秦汉为中国史的奴隶制时期。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仅只把郭沫若先生的西周奴隶制度延长到战国。

以上各位大家均未把商代列为奴隶社会。

尚钺在《中国社会史纲》中,认为殷商是中国奴隶制时期。按郭先生后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也肯定殷代为奴隶制,何干之在其《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及《中国启蒙运动史》两书中,翦伯赞在其《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都承认殷商为中国史的奴隶制时期。

沙发洛夫在其所著《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中,否认中国史上的奴隶制度的阶段;

有学者说:所谓中国经历过奴隶制社会的说法源自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硬套用,实际上这种说法才是证据不足的,一般来说现今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是从氏族制直接发展为氏族封建制,然后进入宗法封建制,春秋战国过渡到地主封建制。其实各种社会制度的变迁虽然有其一般规律,但具体到特例上的时候,套用一般规律并不合理。

世界上经历过奴隶社会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这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受到无奴派代表人物黄现璠、张广志、晁福林等学者的强烈质疑。拥护者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

由于在中国古代,农业、工业生产都是以自耕农和自由手工业者为主,奴隶在经济生活中并没有大量使用,所以有人认为:在中国不存在所谓奴隶社会,例如黄现璠、张广志等学者。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中指出:“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欧洲的希腊、罗马由氏族制社会变为奴隶社会,就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通例,而是历史特例。”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相反“中国奴隶社会论”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战。

我不是历史学家,不讨论也没有资格讨论“中国奴隶社会论”。但是,商朝的奴隶数量极少是事实。商纣王绝对不可能从朝歌城带出十几万、几十万战俘奴隶。

《商代史》:商代也实行兵民合一的军民制,兵员征召于农业劳动者,即《尚书·商书》和甲骨文中的众、众人或人,也就是考古发掘出族墓中的平民。……郭沫若根据甲骨文及金文释众为奴隶。……目前在学术界不少研究者认为众不是奴隶,因为在古代社会,生产力还很低下的情况下,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必然在社会人口中占很大比例,但商代考古至今尚未发现大量“在专门官吏监督下”,“集体劳动”的奴隶的遗存,却愈来愈多地发现了自由民的墓地。㉗  

参加战争的士卒,是必须经过训练的。《商代史》:与兵役制度密切相关的是军事训练,《论语·子路》有“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是说不可以用未经训练的人民去作战,甲骨文中有“教戍”、“庠射”、“学马”,是训练部队,教练车马、射手的意识,此外,卜辞还有“王学众伐髳方”,古代教与学为一字,“学众”即教练众人,为出征做准备,王要亲自教练的是众人,由此也可以见众是军队的基本成分。㉘

帝辛征战一生,深谙用兵之道,绝对不会将临时征召的、未经训练、没有各级指挥官的乌合之众——郭沫若所说的俘虏和奴隶赶到战场上去。

汇集本篇各个信息点,答出的结论为:商纣王从商都朝歌带到牧野战场上的总兵力约有两、三万人,且没有战俘奴隶参战,没有征调方国部队参战。

 

2019.4.11.于朝歌

注释

①《逸周书文系年注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第58页

②《四书五经》,辽海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第二卷,第708页

③《四书五经》辽海出版社第三卷,第711页

④《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16年3月北京第1版,第157页

⑤《诸子百家》吉林出版集团,吉林美术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二卷,第622页。

 

 

⑥《上博楚简<容成氏>注译考证》,邱德修,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⑦《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2011年1月北京第一版,第111页

⑧《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2011年1月北京第一版,第108页、第111页

⑨《商代史·卷十一·殷遗与殷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第77页

⑩《中国通史纲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年5月第3版,第60页、第61页

⑪《中国通史简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上册,第24页

⑫《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八月第一版,第10页

⑬《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7月第一版,第一册,第219、220页

⑭《商史与商代文明》,李学勤主编,孟世凯副主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142页注释②

⑮《商代史·卷一·商代史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第136页

⑯《商代史·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第385页

⑰《商代史·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第397页

⑱《商代史·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第389页

⑲《商代史·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第414页、第415页

⑳《夏商生活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1版,第195

㉑《国史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7月第1版,第63页

㉒《商代史·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第361页

㉓《商代史·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㉔《商代史·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第271页

㉕《商史与商代文明》,李学勤主编,孟世凯副主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135页

㉖《商代史·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第253页

㉗《商代史·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第430页、第431页、第433页

㉘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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