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比干。比干谏诤殉国所体现出的谏诤精神，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光芒四射，是极其伟大和难得的。

谏诤最早出现于夏朝，清晰于商朝，大盛于春秋战国，完善于汉唐。谏诤是君主专制下统治者自我监督、自我纠错的机制，其目的在于帮助统治者听取、吸收不同意见，做出恰切的治国良策。古人认为，谏诤“持善间恶”，直言规劝，促人醒悟，改过匡正，有助于国君个人修身，“假人之长，以补其短”，进行正确决策，巩固政权，获得治国的良效。《荀子·臣道》：“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于言，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争与诤是通假字）。由此可见，诤是强谏，坚持规劝，甚至以死相谏。  

远古“人人皆谏官”。夏商周三代，公卿、大夫、乐师、太史，以至于百工庶民，都可以向国君提意见，朝廷也采诗以观民风。《诗经》中就有不少讽谏的内容。《尚书·说命上》：“群臣咸谏于王”。

商汤时就设有谏诤专门官职“司过之士”。“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

探讨了微子和比干的“仁”，再来说说箕子。箕子被认为是殷商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被称为"中华文化第一子"和"儒家前驱"。

箕子务朝期间，是一个观察入微、心思细腻的人，想象力很丰富。有一天，他见帝辛进餐用了象牙筷子，就觉得帝辛开始由俭入奢、后患无穷了。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不可振也”。

 帝辛晚年，滋生骄横霸凌之气，朝堂充满了负能量，箕子不忍看到成汤创下的600年大商伟业断送在帝辛之手，索性披发佯装为奴，每日以弹唱“箕子操”曲子发泄心中悲愤。

周武王灭商后，箕子被释放。据传说，箕子不愿仕周，遂逃亡到朝鲜，后周武王将朝鲜分封给箕子，其受封之地就是当今的平壤。《三国遗事》记载：“都平壤城。” 箕子给朝鲜带去了商代的礼仪和制度，还带去了懂诗书、礼乐、医药、阴阳、巫术的知识分子，懂得各种技艺的能工巧匠，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据说，今天的朝鲜喜爱白色的民俗就是商代尚白的遗风。 

箕子是对朝鲜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位历史人物，受到世代朝鲜人民的尊重与爱戴，朝鲜和韩国都还有祭祀箕子的祠庙。

箕子流传于世的著作《洪范·九畴》，是一部社会政治秩序对君王说话行为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对于中国专制社会的形成具有推波助澜的意义，也奠定了中国五行说的基础，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它涵盖了对自然界、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天文、历数、气候、祸福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

箕子之仁，《箕子碑》里描述得非常清晰。《箕子碑》载于《古文观止》，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为箕子庙写的碑文。在这篇著名的碑文里边，柳宗元不仅评价了箕子的仁，且对“三仁”也作了较为系统而理性的解释。这篇写于1200多年前的碑文，脉络清晰，人物评价中肯到位，是一篇经典古文。

对于比干，柳宗元的解释是：比干以“忠谏救国颠为仁”。柳宗元说，在纣王时代，常理正道，都被搞得荒谬混乱了，上天用各种灾难表示威怒，不能警戒他；聪明正直人的言论，完全不被采用。象比干这样，拼死进谏，与商王朝同命运，真算得是“仁”了。（原文）：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拼命，诚仁矣。

对于微子，柳宗元说，只所以托身给周朝，是为了延续、保存商王朝的祭祀，他力保商祀，称得上仁。（原文）：委身以存祀，诚仁矣。

对于箕子的仁，柳宗元说得就更充分了。他首先鲜明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柳宗元说，凡是品德高尚的人，他的立身处世之道有三个方面：一是蒙受苦难而能坚持正道，二是把法典传授给圣王，三是将教化施及人民。箕子确实具备了这种立身处世之道，在世上很有成就。在天地变化的时代，自己保持了正道，这应该算一个伟大人物吧。（原文）实具兹道以立于世……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柳宗元评说箕子，是他“忍辱负重、待天道改变，献出治国大法”而称仁。
　  对于具备“仁”（包括君子）的标准，也许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对位、评价3000年前的古人。就连最受历代推崇的比干谏诤精神，亦与当今的法治精神、民主政治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谏诤精神，早已穿越时空，为历史的文明进步产生了无法估量的积极意义。

还需要提出的是，在汉代以前，国家的概念并不严谨，诸候国之间的百姓是自由来往流动的；哪里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百姓就流向哪里，“天下唯有德者从之”，最明显的，要数战国时期，当时很多名人周游列国，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包括上面我们提到的孔子），在这些仁人志士的思维里，国家的概念是相当淡漠的。

由此，比干、微子、箕子，三人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