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纣）之功过辨
成汤建立的泱泱大国殷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六个世纪之久，创造有灿烂的文化，至契的第三十世传人帝辛（纣）时，由于帝辛的文治武功，疆域达到顶峰，民族数量也跃居史上之最，为今天的中华版图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周人对殷人典籍档案的故意破坏或篡改，使我们除地下考古发现外，无法得到殷代的真实传世文献。直到甲骨文的发现，特别是安阳殷墟发掘的成功，殷代灿烂的文化才重见天日。现在，殷代创造有灿烂的文化虽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对末帝帝辛（纣）的评价仍然存在很大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帝辛功勋卓著。如毛泽东、郭沫若、顾颉刚、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和复旦大学的央视明星钱文忠等。也有不少学者从两千多年来儒家统治的正统史学之说，仍然认为帝辛是十恶不赦的“暴君”，而对其丰功伟绩和推行改革新政只字未提。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新著《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第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宋镇豪主编韩江苏、江林昌著《商代史·卷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徽）》第169-1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等。当然，也有不少学者看到了帝辛（纣）之大多数罪恶是周人及后来统治中国史学界达两千多年的儒家治史学派诬加在其头上的不实之词，能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给帝辛（纣）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港台、大陆穷一生积学，历数载时光，分别独自撰著的简明中国通史型普及史书，书名同为《中华史纲》的两位史学泰斗，港台的李定一(详见李定一著《中华史纲》，第26-27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书，第26页，大陆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和大陆的蔡美彪(详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特别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遵照江泽民指示委托蔡美彪编写的《中华史纲》第13-1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 )，当位列客观、公正史家之列。其他如宋镇豪主编宫长为、徐义华著《商代史·卷十一（殷遗与殷鉴）》第67-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对帝辛推行改革完善制度的努力、对内对外决策的失误和个人行为的骄横、生活的骄奢等也有较为实事求是的分析，也可以认为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总之，由于帝辛（纣）用兵频繁，激起民怨。加之，他晚年刚愎自用，居功自傲，生活腐化，用人不当，且过于相信天命，不听微子、箕子、比干等忠臣的谏言，致看似强不可摧的帝国大厦，在周师的袭击之下，倾刻坍塌瓦解。帝辛（纣）虽然因己过失国，但他在开疆拓土奠定中华版图，建立多民族国家，解放奴隶，锐意改革等方面功不可没，决非夏桀之类。后世史家常将桀、纣并提，是有失公允的。就目前学界来看，对帝辛（纣）的历史评价意见大体有如下四种：
= 1 \* GB3 ①万恶不赦的暴君。
= 2 \* GB3 ②功勋卓著，是大英雄。
= 3 \* GB3 ③功勋卓著，过失也大，既是英雄，也是暴君。
= 4 \* GB3 ④功勋卓著，过失也大，功过相抵，不是英雄，也不是暴君。
笔者是末代殷商王族后裔，不能因为帝辛（纣）是自己的先祖之一就掩饰他的过失。帝辛（纣）是个历史人物，我们评价他时，也应该历史地对待，不应拔高，也不能贬低。笔者主张，在评价帝辛（纣）时以恢复其本来的“面目”为妥。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将其从被历代史家妖魔化的“暴君”形像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有情有义的普通国君是最适当的。在上述四种评价意见中，第一种评价虽为清前史学界的定论，但与已有的考古发现不合，第二种评价未能一分为二，过于拔高，第三种和第四种评价都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意见。
由于殷商时代的传世原始资料被周人毁坏或篡改，已经出土的帝辛在位时期的卜辞相对于他王来说又较少，且这些已经出土的能反映帝辛时期真实历史和帝辛个人秉性的甲骨文也只有祭祀记录（如《合集10405、36482等》）和征伐占卜记录两种。因此，目前我们对帝辛的评价还只能处于从文献到文献的论证阶段。但就目前的地下发现来看，形势已经越来越有利于毛泽东、郭沫若、顾颉刚、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和复旦大学的央视明星钱文忠等人关于帝辛“功勋卓著，是大英雄”的判断。因为到目前为止，甲骨学界和考古学界还没有拿到帝辛是暴君的任何考古学证据，而帝乙、帝辛两帝征伐东夷经营东南的考古学证据已经大量存在。看来，关于帝辛（纣）功过评价的争论还必定会长期存在，只有等到将来有充分的地下发现，证明帝辛（纣）是“暴君”或不是“暴君”时，才能结束这场长达三千年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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