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昭安

 

在朝歌的老百姓中，流传了许多关于“孙老官”和“高老官”

的故事，其中的“孙老官”出生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是

朝歌的南阳村人。孙徵兰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曾在京城当行

人司行人，当过福建道监察御史，他留下了一千多首诗，还

对弘扬家乡朝歌的历史文化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除了商纣王等商朝时期的历史人物以外，明清时期的人物，在朝歌民间知名度最高的有两个，一个是孙徵兰，一个是高遐昌，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们孙老官、高老官。这俩人在朝歌老百姓中很有人缘，家喻户晓。人们常常把他们连在一起。第一，两个人几乎出生于同一个地方，孙老官是南阳村人，高老官是北阳村人，南阳和北阳两个村子紧挨着，这村看得见那村的房子，鸡犬之声相闻。第二，两人几乎生活在同一个年代，孙徵兰是明代末期人，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高遐昌是清朝初期人，康熙十五年（1676年）中进士。第三，两个人都做过高官，孙徵兰当过监察御史、四川布政使司参政；高遐昌在京城当过刑部主事、户部郎中、闻内府兵科事中兼提督九门步军统领；第四，两人还都对家乡朝歌感情深厚，晚年告老还乡，在朝歌城乡研究传统文化，修复文物古迹，在多处山水名胜留下了痕迹。

孙徵兰出道不算早，他考中进士时，已经三十七岁。但是他脑子活，学问功底厚，又写得一手好字，中了进士，就被留在京城。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任行人司行人。行人这个职务官阶不高，但是很吃香。行人管皇帝和各官府之间传递公文，凡是皇上颁布诏书，册封宗室，抚谕四方，招聘贤才，这些文书就由行人传递，各种活动需要他们具体操办。所以，“行人”虽然是个“跑腿儿”的，但是在皇宫和各府衙吃得开，门路广，有实权。运气好的，还可以直接接触皇上。所以每到大比之年，考中进士的，谁能留在京城做行人，是很荣耀的事情。

孙徵兰考中进士，还进了行人司，老家朝歌的老百姓都争相传颂。老百姓都说孙徵兰在皇上那里当了“转本御史”，意思是当了皇帝的“秘书长”，百官们的奏折，都得经过他，才能转到皇上那里去。

孙徵兰三十多岁以前在老家，接触底层社会多，了解民间的疾苦，接地气，所以他比较刚正，看不惯作威作福的人。据说当年崇祯皇帝的老丈人，西宫娘娘的父亲犯上作乱，想乘着乱世密谋篡位。朝中的大臣们看穿了这个老国丈的野心，但是谁也不敢去崇祯皇帝那里告状。后来推举了刚正不阿的孙徵兰。孙徵兰趁了个机会奏了一本。皇上看到国丈触犯了众怒，下决心批准除掉这个国丈。到了开斩的这一天，有人报信说，西宫娘娘正在哭哭啼啼求情。大臣们担心再出什么变故，都建议孙徵兰提前行刑。孙老官采纳建议，不到午时三刻，提前把老国丈给斩了。当西宫娘娘赶到刑场要救父亲时，已经晚了。提前行刑，可是犯了律条，孙徵兰自己知道麻烦惹大了，直接带了随从逃了，躲藏起来。后来，朝中多位大臣在皇上面前为孙徵兰求情，力保孙老官，孙徵兰才挺过了劫难，回京继续为官。这件事虽然没有见到正史的记载，但是在朝歌流传很广，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孙徵兰在京城做官刚正不阿，被派到南方去做福建道监察御

史。这是孙徵兰一生中的重要经历。那么，监察御史是个什

么性质的官呢？监察御史要做哪些事情呢？

     

    明崇祯五年（1632年）六月，孙徵兰经考试选拔，被派到南方，任福建道监察御史。明朝为了掌管监督地方官，设立了都察院，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委。都察院在全国设了十三个道，给每个道派出监察御史，叫做“巡按御史”，全国总共一百一十人。我们看古装戏，往往在剧情的高潮处，矛盾激化无法收拾的时候，谁出来了呢？八府巡按。这个八府巡按就是监察御史，官品并不高，正七品，相当于县令，一个月的俸禄是七石五稻谷。但是监察御史是皇帝派过来的，他是“代天子巡狩”，权利大得很。他管两件事：一个是弹劾，一个是建言。纪检、组织、公安、法院的职能，都集中到监察御史身上，他有权大事奏裁，小事主断，对地方官员可以直接处理，不用一层层请示。所以官位虽然不高，但权势很大。

明朝的时候对地方官员的监管非常严，发现贪腐行为，惩罚也最狠。比方明律规定，官吏受贿枉法，贪赃一贯钱，要罚“杖刑”七十。一贯就是一千个钱，相当于一两银子，在大概顶现在的人民币六七百元钱。贪赃六七百元钱就要罚用板子打屁股七十下。要是贪赃四十贯了，斩，要杀头。贪污数到六十两，要“枭首示众”，把头割下来，挂在城门楼上。有时还有“剥皮之刑”，把人皮剥下来，把那个人皮里面塞满稻糠，挂到衙门口，警示后人。所以当时监察御史是很厉害的。对监察御史人选的挑选上也是很严格的。

孙徵兰在福建道监察御史这个位置上都做了哪些事情，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还很少，但是按照孙徵兰的才华、他的性格，还有他后来被提拔升职的情况看，他在监察御史的位置上肯定是政绩卓著的。因此，他很快就得到了提拔，被提升为四川布政使司参政。四川布政使司就是四川的省政府。明朝不用“省”这个称呼，因为元朝实行的是行省制，明朝要和元朝区别开，他不叫省。他的省一级由中央派出的三司来管理。三司是：承宣布政使司，管行政；提刑按察使司，管司法；都指挥使司，管军事。孙徵兰升为布政使司参政，从三品，相当于四川省副省长。

孙徵兰出道晚，三十七岁才开始踏上仕途，但是他在其后的二十年中，干了很多事情。他能文能武，统领军队，开疆拓野，“在邛州峨眉开疆一百余里”。据史料上记载，他曾经带领“绵道军”，分守上川南道，史书上说他“严振军纪，善用奇兵，制服流寇”，对三巴(巴郡、巴东、巴西)一带的社会安定是有功的。

  

孙徵兰无论是当监察御史，还是当四川布政使司参政，他都

干得风生水起。然而就在孙徵兰的人生正一步步走向辉煌的

时候，他的仕途却戛然而止，满怀忧伤的回到故里，在朝歌

养老赋闲。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的政治生涯突然中断，他

是在什么情况下告老还乡的呢？

 

孙徵兰回朝歌，一般来讲可能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可能是年老退休，第二个可能是因为改朝换代。以往的研究者大都认为是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明朝灭亡，孙徵兰作为明朝的地方高官，不得不逃回家乡，隐居山林。还有的学者把他说成反清复明的英雄，认为他在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期盼能够恢复大明的统治。这些学者所列举的证据，无非是从孙徵兰的诗歌或题词中寻找一些线索，看到哪句话里有一点落魄情绪的，就认为他有反清思想；哪句话有日、月等字的，都被说成是隐喻“明朝”。比如说，孙徵兰在朝歌城西孙家寨山头刻了“印月峰”三个大字，在武公祠留下摩崖石刻中有“圣从川眉千秋睿，德就山磨万古明”，在云梦山水帘洞口摩崖“天开道眼，山透玄心”，也都被赋予了政治意味，说成是孙徵兰“身在清而心在明”。好像孙徵兰晚年胸怀政治抱负，夙兴夜寐，无时无刻都在为了打倒满清统治、恢复明朝天下。

但是我们如果深入探究，就知道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理由是：第一，清朝是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灭掉的，特别是北方和中原地区、四川一带，早在李自成进北京以前就成为农民起义军的地盘。清军入关后，在河南、山东一带与清军交战的也基本上是李自成的大顺军，而不是明朝的军队。清军多尔衮打下燕京后，下了两道令，一道令是为崇祯皇帝安葬服丧，另一道令是提出四个字“除暴救民”。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倒是大清的多尔衮下令全国军民为崇祯帝服丧。他这个意思很明白，他的意思是说，崇祯是农民军给推翻的，我大清过来是替明朝收拾残局的；张贴告示“除暴救民”，这个“暴”就是指农民起义军，清军表面上的矛头并不是直接指向大明。当然，这是清军的策略。在中原地区，清军基本上没有与明朝直接交手；第二，甲申年五月，崇祯皇帝的堂兄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称帝，叫弘光帝，成立了南明，但是这个南明的基本国策是什么呢？是“联虏平寇”。这个“虏”是清军，“寇”是流寇，指的起义军。“联虏平寇”意思是要联合清军，明和清联合起来消灭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军。

朝歌所在的中原地区没有发生过像样的明清冲突。那么，孙徵兰为官的四川是什么情况呢？答案是四川和中原情况相似。崇祯吊死前的好几年，四川都处于与农民起义军另一个首领张献忠的拉锯征战中。当时发生的“张献忠屠川”更是震惊全国。张献忠的军队在四川杀人无数，杀人还杀出很多名堂，手段令人发指。在成都绍成公园的亭子里，有张献忠立的七杀碑，上边刻着：“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据史料记载，张献忠在四川攻下一地，就把抓到的人全杀完，他从川东杀向川西，于甲申年八月初九攻破成都，“纵兵屠城三天”。据学者考证和《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26万3千户，人口312万，到了清朝第一次清查人口时，全四川只剩下8万多人。民国编修的《温江县志》记载，温江一个县连杀带逃只剩下32户人。

孙徵兰担任四川布政使司参政的三四年时间，四川正处于张献忠的侵扰之中。为什么孙徵兰当副省长，是个文官，反倒有过带兵打仗的经历，有开疆拓野的战功，就是因为他要跟张献忠打仗。张献忠打胜了，在四川成立“大西国”，自立为帝，四川布政使司不复存在，孙徵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逃回老家的。被流寇所破，无疾而终，自我解散，这个经历在孙徵兰看来不怎么光彩。所以，后来孙徵兰对做布政使司参政这段经历，有点讳莫如深，不太怎么提。

 

孙徵兰晚年回到家乡，在朝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有的

学者把他这十年，说成是“反清复明”的十年，认为他对清朝

的统治始终在反抗在斗争。史实真的是这样吗？孙徵兰“身在

清朝心在明”的说法有依据吗？

 

从以上我们说的情况可以知道，历史有它的复杂性。由于早在崇祯吊死以前的三四年间，中原地区就已经是李自成起义军的天下了，清军刚开始入关的几年，从表面上看，清军和明似乎是站在一起的，他们的共同对手是起义军。你看，清军说要“除暴救民”，南明的弘光帝说要“联虏平寇”。在中原地区，没有看到过有前明的官吏举旗与清军对抗的记载。

孙徵兰是明朝的官员，是“流寇”张献忠结束了他的仕途，迫使他逃回家乡隐居的。说他回家乡养老期间还在日夜思考着推翻清朝，恢复大明，赋予他特别沉重的政治抱负、特别高尚的民族气节，显然不太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他晚年回到家乡直到去世，十年时间里，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很高调的，与清朝的县官关系很好，互动频繁，丝毫没有不共戴天的情绪。他是当时县里的士绅、场面上的人物。他在朝歌的山山水水留下那么多摩崖，孙徵兰的名字刻得到处都是。著名的“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上，还是由他与县知事常山钧共同题款。他回乡的第三年（清顺治乙酉年，1645年），他的侄子孙宜孙考中举人，县衙出资为他建了一座牌坊“搏九坊”；他的儿子孙隆孙清顺治八年（1651年）考中举人，县衙建牌坊“图南坊”。同一年，他还和知县柴望共同修建青龙阁。所以，要说他立志反清复明，把他说成复辟前朝的斗士，我们没有找到什么迹象。我认为不必要给他贴上反清复明的标签。

当然，孙徵兰对他当大官时候的风光，肯定是留恋和怀念的；在官位上那是什么感觉，叱咤风云，颐指气使。回到家乡，养老赋闲，肯定也有很大的失落感，这都是人之常情，不一定都与政治挂钩。

孙徵兰很有才，棋琴书画，诗文建筑，无所不通。他的诗写得飘逸豪放，意境幽远，著有《香国楼诗集》，颇有些将军加诗人的味道。他的书法更好，刚才我们提到的那通“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原本竖立在朝歌城南关驿道旁，一丈多高，孙徵兰书写，遒峻苍劲，力透石背。他不惜重金，在县西太行山搞了很多摩崖石刻，点缀名胜，使山河顿时增色。古灵山东崖绝壁、武公祠、孙家寨、云梦山、卫辉香泉寺等处都留有他的墨迹，有的雅秀刚劲，结构匀称，有的气势磅礴，风肥劲健，功力雄厚。最引人注目的，是云梦山水帘洞口的那副《仙洞偶笔》二首，狂草，如行云流水，蛟龙腾飞，惊鸿展翅，飘放、洒脱而雅丽，最能代表他的书法风格。

 

孙徵兰才华横溢，对家乡山山水水充满了热爱和真挚的感情。

他的性格中，还有桀骜不驯的成分。满腹的才华使他做事能

够汪洋恣肆、游刃有余，有时做出些超出常规的事情。那么，

为什么人们称他“怪才”呢？百姓间流传了哪些他的故事呢？

 

   孙徵兰性情耿直，桀骜不驯。才华超群的人常常脱离常规，做出些常人难理解的事情。在朝歌民间流传了很多关于他的故事。我下面讲其中一件关于修建青龙阁的事情。

在明代永乐至弘治年间，与朝歌一河之隔的浚县，出了一个高官，名字叫王越，王越在京城当过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上将。此人文韬武略，才华出众，曾统领大同及延绥甘宁军务，还写一手好诗文，曾经有人认为岳飞的词《满江红》并不是岳飞写的，而是三百多年后的王越写的。但是王越有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比方说在卫河上修云溪桥的时候，他让把桥洞留小些，使得通天津的商船无法通过，必须重新装船，当地人好挣些搬运费。王越还仗势把原来属于淇县的庆丰、德化等八个社割划给浚县。王越还定下“淇河浚地”的规定，把作为界河的淇河河底归浚县所有。对此，好几代的淇县人一直耿耿于怀。因此，旧时唱戏的时候，在河东（浚县），戏中王越的扮相是红脸，在河西（淇县），王越就被抹成白脸。

于是，到了孙徵兰的时候，他要想法回敬一下。据说有一次，他忽然觉得眼跳耳鸣，掐指一算，原来是太行山出了一条青龙，正从地下向淇河以东拱过去。如果这条龙拱过河，浚县就要出一大批官儿，多少呢？三斗芝麻五斗米那么多。他怕浚县出官，压住淇县这边，就采取了一种“破法”：在河口村的淇河岸边修一座“青龙阁”，压住青龙。修青龙阁需要大量石头，而河口村地处平原，哪儿有这么多石头啊。时间又很紧，必须抢在青龙过河前修好青龙阁。怎么办呢？孙徵兰四处张贴告示，说高价收购石磙，一斤小米换一斤石磙。这石磙的价格也出的太高了。短短几天，几十里以内的石磙都被老百姓送了来。结果孙老官称石磙重量用的秤大，多大呢？用木梁做的大秤。石磙一过称，大的半斤，小的才四两，送石磙的后悔也不行了。用石磙垒基础，青龙阁很快建起来了，但是还是稍微晚了一点，两条龙须已经拱过淇河。于是浚县卫贤集上仍然出了郝御史、孟都堂两个大官。

孙老官还组织一批一批的群众，去浚县赶会，住到浮丘山老奶庙里，白吃白喝。为什么呢？孙老官告诉群众，说南山老奶她娘家是淇县骑河黄庄的。南山老奶就是碧霞宫供奉的碧霞元君。“娘家人”去了，理当接受礼遇款待。后来，浚县人受不了了，就也纠结团伙，抬着南山老奶的木头神像，也来淇县骑河黄庄又吃又住，说是“回姥姥家”。

孙徵兰的子孙人才辈出。儿子孙隆孙，清朝举人。他的侄子孙白孙，成绩优秀被选入京城国子监读书，后来当官升至福建泉州府通判，在执行运粮公务中殉节，事迹被记入“国史”。侄孙孙振仍也很了不起，先后任陕西西安府抚标右营守备、山西大同守备，正五品，因为战功卓著，皇帝授予“明威将军”。重孙孙鲁峰，官至广东雷琼道按察使司副使通判、高州府知府。

 

参考书目：

1、《淇县志》，明嘉靖二十四年。

2、《淇县志》，清顺治十一年。

3、《淇县志》，清乾隆十年。

4、《淇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5、高遐昌：《明威将军孙振仍墓志铭》，大清康熙四十三年（1703年），手抄本

6、王铎：《孙赠公合葬墓志铭》，大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手抄本

7、苏浵：《孙鲁峰墓志铭》，大清乾隆二年（1755年），手抄本

8、原瑞琴：《大明会典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8月

9、《张献忠大屠杀之真相》，《百度文库》。

 

10、何锐：《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巴蜀书社，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