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宋镇豪主编十一卷本《商代史》
殷作斌 2012-8-12
导 读
本文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学术价值与特色；第二部分，美中不足；第三部分，对帝辛（纣）的评价有失公允；第四部分：对殷末“三仁”之首微子的评价值得商榷。其中，第一、第二部分构成本文的主体。第三、第四部分以大量篇幅的赘文对殷周之交的一些人和事的评论提出了与宋氏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相悖的意见，仅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第一部分，评述该部巨著断代专史的巨大学术价值与写作特色。学术价值在于，它是构建中华上古信史大厦的奠基之作，更是重建中华上古史的中流砥柱。有了这部力作，上可以追溯以前史料贫乏的五帝及夏的文化发展，下可以推测周代文化的本源。写作特色可以用“真、全、专、新、争”五个字来概括。
第二部分，指出宋先生主编的这套商代断代史的五点美中不足之处。作者在此强调指出，因为第二部分是作为该书的美中不足提出，需要进行充分的推理和论证，才能使读者信服，因此篇幅比第一部分还长。请读者不要因此发生误解，不要以文字的篇幅多寡论褒贬。作者的这点希望也适用于本文的第三、第四部分。窃以为宋氏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优点和不足之处相比，优点当占九个半指头，不足之处仅占半个指头而已。如果说第一部分讲的是九个半指头的事，那末其余部分讲的就是剩下的半个指头。
第三、第四部分是本人不成熟的即兴发言，言指的对象也并非宋氏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一书，也包括未能客观、公正地评论末商关键人物（特别是帝辛）和殷周之交重大历史事件的其它史书，如历史所刚刚推出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等。本文设置第三、第四部分的目的，是恳求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历史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和以宋镇豪先生为主编的《商代史》课题组等历史研究组织和权威专家们，在《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十一卷本《商代史》等影响较大的史学著作重印或再版时，或在推出新的殷商史著作时，考虑郭沫若、董作宾等老一辈史学大师兼甲骨学专家所倡导的为帝辛正名和科学审视殷周之交重大历史事件的意见，酌情适当添加一些对末商重要人物（如帝辛、“三仁”之首微子等）和殷周之交重大历史事件（如武王伐殷究竟是兵不血刃还是血流漂杵、牧野会战周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武王挥师入城时究竟是军纪严明致繁华殷都得以完整保存还是乱杀无辜致殷都严重被毁、成为箕子笔下的一片废墟等）的记事和客观、公正的评论文字。
第一部分 学术价值与特色
新体例断代史――《宋镇豪》主编十一卷本《商代史》的出版，是当代最伟大的史学成就之一。该项目原计划出十卷，但至2010-2011年7月最终结项出成时，为十一卷。该课题于1999年10月2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作为重点课题立项，2000年7月24日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列为2000年度院级A类重大科研项目，2001年6月21日被纳入国家社科基金2001年度资助项目。2000年8月，该项目正式启动，经过《课题组》专家13人六年时间的磨砺笔耕，终于在2006年，形成约 400万字的十卷本统稿。后来，又经过几年的修改、出版准备和校对，终于以688.4万字的十一卷本巨著在2010年10月～2011年7月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卷陆续出齐问世。
《商代史》是构建中华上古信史大厦的奠基之作，更是重建中华上古史的中流砥柱，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有了这部力作，上可以追溯以前史料贫乏的五帝及夏的文化发展，下可以推测周代文化的本源。过去，因文献的不足及真伪难辨等种种原因，在断代专史“商代史”的著述方面，长期属于空白。孔子早有商史“文献不足徵”之叹，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尽管被视为信史，然而过于简略。在上个世纪初，在西方史学、西方田野考古学的冲击下，以传世文献为主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受到了疑古学派的严厉批判。针对此，1921年1月28日胡适先生致顾颉刚先生信中说：“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胡适：《自述古史观书》，收入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时至20世纪，虽有十余万片殷代卜辞（甲骨文）的陆续出土和众多专家对这些卜辞内容的释译，但构建《商代史》史料贫乏的问题并没从根本上解决。正如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港台史学泰斗李定一教授所言：“甲骨文又称为‘卜辞’，贞卜的人多数是当时的史官奉王命而行之，天子有时也亲自贞卜。贞卜之事是天子所独享，其他人等均不得行之。因此卜辞只代表国王对于宗教信仰的记载。贞卜的事项，写刻卜辞的多少，也全由王的兴致而定。”“国王所关心的事，自然不能代表全部殷代历史，而我们今日所能看到的甲骨文，又只是余劫的一少许。”（李定一著《中华史纲》，第2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书，第22页，大陆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引文中的四个“贞卜”，在2012年大陆横排新版本中均改作“占卜”。）。甲骨文大家董作宾更是为此发出了无奈的感慨：“这号称十万片的卜辞，我们现在能见能用的又不到五分之一，就这样‘从宽’估计，那么甲骨文所能代表的殷代文化，也不过百分之一。用这百分之一的材料，却希望能写出百分之一百殷代文化史，那岂不是做梦？”（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转引自李定一著《中华史纲》，第2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书，22页，大陆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显然，今天《商代史》的重建，对于“四顾茫然”的中国上古史研究来说，也就变得格外重要，成为学界翘首以待的历史学科发展的急需。如果从1921年1月适之先生提出慢慢拉长中国上古史算起，到2011年7月《商代史》各分卷陆续出齐为止，可说是学界九十年的梦想终于成真。总之，正如宋先生在《总序》中所言：“十一卷本《商代史》著述的完成，彻底改变了在商断代史专著方面的滞后状态，长期属于空白的领域得到填补，与大力弘扬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正相应，了却了我等中华学子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
我对《商代史》虽缺少研究，但在正式出版后，却有了先睹为快的机遇。纵观《商代史》全书，其特点可以用“真、全、专、新、争”五个字来概括。
“真”就是用无可辩驳的史料，特别是百多年来地下发掘的史料，再现了三千多年前幅员辽阔、以“祀与戎”为“国之大事”的真实的商王朝。其中以利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帛书等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和遗址遗物（特别是通过商人周祭制度的发现和厘定）来印证订补《殷本纪》，是全书去伪存真的绝妙之笔。令读者叹服。
“全”就是通过丰富多彩的史料，再现了商代社会的方面面，体现了劳动人民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唯物史观。从王廷贵族到奴隶平民，从王畿核心到周边方国，从宗教祭祀到生活习俗，从国家社会到战争军制，从经济科技到都邑城廓，最后以殷遗和殷鉴收笔，各方面都涉及到了，创中国各朝“断代史”全面之最。正如宋镇豪先生在《总序》中所言，“商代史研究 ，过去基本集中在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社会等某些单项或者稍多几个方面，不少商代史著作是属于上古通史之一部，而作为全方位整体性著述的断代史著《商代史》，却因种种原因，长期属于空白。”这部巨而全的《商代史》正好填充了这项空白。
“专”是相对“全”而言的。该书的定位为全方位集体研究的大型多卷本原创性学术著作，各卷在写作体例上大体相同，全书十分注意“全”与“专”的把握。这种思想几乎深透到了每一卷，每一卷都既全又专。
“新”就是能及时通过地下或史志文献的最新发现，不断丰富 “文献不足徵”的商代史。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1999年发现的安阳洹北商城及对洹北商城的最新研究成果写进历史，确认安阳洹北商城就是当年盘庚迁殷后，在殷地设都的确切地点（请读者注意，我并不赞成只有洹北商城才是盘庚所迁之殷，我认为洹北商城只是盘庚迁殷后，在殷地营建的王都城郭遗址，而殷地本身应比洹北商城大得多。但殷地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我也说不清楚。模糊地讲，殷地应是包括今安阳在内的一块较大区域。但是否包括太行山以东、商时纵贯今河南省的黄河河东河西的大片范围，还是只限于太行山以东黄河以西的较小范围，我还不能确定。但由《史记•殷本纪》可知，这块殷地，应是成汤代夏后始迁之地，但一定不是成汤代夏前始居的亳地。因为如果盘庚所迁之殷地是成汤代夏前始居的亳地的话，司马迁就会直接说“盘庚迁亳，从先王居”，而不会说成“盘庚迁殷，复居成汤之故居”。至于司马迁说，盘庚未迁时都在河北，迁后都在河南，即司马迁指明殷地在河南之说，或恐因为黄河改道变迁，司马迁弄错了商朝时黄河在今河南和河北两省境内的走向，或恐是河东河西之误）。并能随着安阳小屯宫殿宗庙区和洹北武官村北王陵区发掘区域的不断扩大及时调整史家审视历史的视野。作者能独排众议，将这些基于最新发现的研究成果及时地写进书中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有不怕后世史家质疑的历史勇气的。
“争”就是体现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由于该书是13位专家的集体创作，各卷都有其独立性的一面，各卷的独立撰稿人都有学术上的执着或个性，故各卷间存在着某些学术观点的不同，甚至碰撞。例如关于灭夏前“汤亳”的地望和对《甲骨文合集》36567卜辞中某些地望和贞卜日期的理解，乙辛时伐夷方（人方）的征程等，《卷五•商代都邑》的独立撰稿人王震中研究员和《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的独立撰稿人罗琨教授的学术观点就大不相同。宋镇豪先生在统编时，对这些不同的学术观点采用允许共性与个性并存的编辑策略，保护了各个独立撰稿人的执着和求真精神。从客观效果来看，这种在同一著作中允许存在不同作者互相争鸣的现象，既是该书的一个亮点，也是该书的一个缺陷。亮在体现了学术争鸣，活跃了学术氛围。缺在不同学术观点间鲜有必要的说明，不便于初学历史的读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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