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国小史》第二章 之四

　　前面关于许穆夫人的故事，只是作者根据有关史料进行的一次尝试意义上的场景还原。而在事实上，许穆夫人的此次活动究竟是怎么样的：她最终有没有顺利抵达曹邑？此次返卫之行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段？这些都还是两千年来聚讼不止的争议话题。还有，这次华丽无比的“搏出位”，对夫人自己、对许穆公、对许国将有什么样的实质影响和后果？人们似乎也很少去关心。下面，作者试图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严格意义上的探讨，也欢迎大家指正。
　　
　　第一个问题：许穆夫人有没有如愿抵达曹邑？
　　对此历来有三种观点：
　　一是认为许穆夫人根本没有成行，赋《载驰》仅是她在许国发了发牢骚。这种观点为《毛氏正义》等权威注释版本所主张。因为女子出嫁后，如果父母已经去世，依礼她是不能亲自回娘家的，这叫“义不得”。在这种“主题先行”的语境下，《载驰》中一些语句的解释就显得比较牵强乃至滑稽了：如“大夫跋涉”被解释成“卫国的大夫跋涉前来报告亡国的不幸消息”——卫国覆亡之不暇，来到小国告败还要派大夫这样的高官前来，真是不切实际；再有，许穆夫人说的“不能旋反”被解释成“然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使不思归也”；“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这样的豪言壮语，也被解释成了“不如我所思之笃厚也”。这样一来，许穆夫人简直成了善于运用精神胜利法的春秋版阿Q了。
　　二是认为许穆夫人已经驱车上路，但在中途被许国大夫赶上并且拦回。朱熹就是采取的这种解释。应该说，这种说法比第一种更加接近《载驰》的语境，也不至于出现过多的滑稽解释。
　　三是认为许穆夫人不顾许国大夫劝阻，最终还是抵达了曹邑。近代人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持这种观点。
　　今天的读者去阅读许穆夫人的《驱驰》这首诗，其实意思很明白：诗描写的就是夫人仆仆赶路，许国群臣跋涉追上进行劝阻，而夫人断然拒绝返回许国、表示要继续前行的场景。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许穆夫人最终屈从于许国人的压力而掉头返国，决心和情愫遭受摧折的她，如何还能写出如此豪情和决绝的文字来？就算有文字，那也只会是怨妇式的文字，而绝不可能是“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这样豪气干云的句子。很显然，那些把这首诗解读为“自伤”的经学派，是为了遵循诗三百“温柔醇厚”的主题，故意扭曲了了许穆夫人的真实感情和历史真相，所以，才不得不在语句解释中出现那么多令人喷饭的牵强和阉割。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既然是“思无邪”，许穆夫人当然就不会有违背礼法擅自回故国探问的行动——这好像很符合孔子的本意。其实抛开僵化的礼仪，许穆夫人忧心故国和心情和毅然回国的行动，是多么地符合人之常情，多么地“无邪”啊！如此简单自然的情愫和行动，如果被定义为“义不得”，那真的说明周礼真是僵化得可以，也说明孔子“思无邪”的判断出现了偏差。
　　其实，问题不在周礼，也不在孔子。关于许穆夫人回国吊唁的争论发生在许国，也发生在东周时期的儒学圈内。《韩诗外传》及《春秋繁露义证》二书都记载了孟子对这件事的评论：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舛。夫道二，常谓之经，变谓之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乃得为贤。夫卫女行中孝，虑中圣，权如之何？”
　　——许穆夫人的行为符合孝道，思虑符合圣人，就算对礼仪变通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
　　是啊，礼有经，亦有权。如果你僵化地去理解和套用礼法而不知变通，必然出现类似《正义》中对《载驰》削足适履型的胡说八道，进而显得不近人情、面目可憎，这不是礼法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从孟子与高子的对话来看，当时的人们解读《驱驰》，内容是不存在任何异议的：许穆夫人就是违背礼法回了趟卫国。这种行为又如何被孔子列入了“思无邪”的《诗三百》呢？孟子的解释再明白不过：因为许穆夫人心怀一种可爱可敬的“孝” ，她的突破礼法就不但不被谴责，甚至还是“虑中圣”的！
　　孔子的儒学讲究“仁”与“礼”的结合与统一，而柔润细腻的人心与僵化冰冷的礼法之间总会出现矛盾和纠结，这时候应当如何进行价值判断？孔子似乎没有过多地关注和阐释这一问题，孔子之后，儒家也就分裂成了更注重规范的“礼派”和更关注人心的“仁派”，这个现象十分复杂，也很难进行简单的评判。但仅就对《载驰》和许穆夫人的理解来看，孟子的“仁派”无疑更符合实际情况，也更能服人之心。早在春秋时，一个南方人——吴国的公子季札就发出“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嘲讽，幸亏有孟子的出现，才有力扭转了儒学僵化和庸俗化的下滑局势。而等儒学发展到很有些陋儒化的“经学时代”，诸如歪曲《载驰》的拙劣表现就层出不穷了。
　　因此，在本文中，作者毫不迟疑地采信了第三种观点：许穆夫人最终是赶到了曹邑的。至于她有没有到卫国之后继续奔走于齐鲁宋等国家去“控于大邦”，四处求援？个人感觉未必，她感动诸侯来援的，不是靠身份和实力，靠的是她真挚的情怀，因此，有了《载驰》这首诗歌的产生和迅速流传，也就等于她自己已经在“控于大邦”了。
　　
　　第二个问题，许穆夫人的此次返卫之行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段？
　　对于这一问题，历来的注家意见比较一致：发生在公元前659年春夏之交。因为《载驰》中明明写着“芃芃其麦”四个字：麦子已经很茂盛了。对此，笔者总觉得难以信服，在此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和指正。
　　个人觉得，许穆夫人此次返卫之行，应该发生在公元前660年年底，理由如下：
　　第一，符合《左传》本意。
　　关于此次卫国沦丧和诸侯援救的事迹，保存在《左传•闵公二年》里。《左传》先是详细记述了“好鹤”的卫懿公在荧泽一战中军败身死、卫国都城臣民整体逃难的事迹，接着就是宋桓公在黄河边接应，立卫戴公为君，然后就是“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这一连串的事件应该是在短期内发生，都在前660年年底。
　　《左传》是今人了解春秋史最重要的历史资料，这部书有着相当严格的记事逻辑：如果在当年的文字里记载其他年份发生的事情，作者都会用“初”的字眼进行提示，或者直接列明发生的年份，如《左传》在此篇还记述了此后邢国、卫国迁都的事情，作者明确记载：“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而对于“许穆夫人赋《载驰》”的记载，《左传》并未标明是发生在其他年份，可见《左传》作者是认为此事是发生在前660年之内的，对此不存在太大异议的空间。
　　第二，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卫国沦亡，事情发生的十分迅速，以至于不但卫国都城的百姓措手不及仓皇逃窜，当时中原诸侯也很难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反应最快的是宋国人，他们及时在黄河边接应，仅仅保住了730名卫都遗民，这已经是非常迅速的营救了。接着，宋桓公聚拢5000卫国遗民于曹邑，草草安顿后立戴公为卫国新君。在此同时，卫国人也应四处派人告难。
　　距离曹邑约500华里的许国很快就会得到消息，对于是否主动出兵援救的问题，许穆夫人与许国人发生争执，然后许穆夫人毅然决定只身赶往卫国吊唁，这一系列的事情可能会耽搁一些时日，但许穆夫人从许国赶往曹邑，驱车大概也就三天的路程，这样，从卫国溃败到许穆夫人赶到曹邑，大约也就需要15到20天的时间。许穆夫人创作《载驰》诗篇并将其送往各国，以及齐国人的营救行动都在同时展开，这一些列的时间均发生在前660年12月之内，合情合理。
　　就许穆夫人的做事风格来看，要她等到第二天春夏之交，与许国人争论得筋疲力尽之后再鼓足勇气自己去吊唁，就显得很不合理。而且，根据《左传》，“许穆夫人赋《载驰》”在前，齐国发兵援助在后，当时狄人猖獗，不允许齐国人等到第二年春夏之交才缓缓赶来，这不符当时卫国的危难局势，也不符合齐桓公作为春秋霸主的行事风格。
　　第三，符合卫戴公“即位后旋即身死”的事实。
　　卫懿公死后，宋国人立了卫戴公为君，而卫戴公在即位后很快也就去世了，接着是齐国人立卫文公为君。关于卫戴公的在位时间，目前的通说认为，戴公在位数日就去世了，根本没活到第二年开春，因此，公元前660年是卫懿公9年，第二年（前559年）就是卫文公元年了，卫戴公根本没有自己的纪年。而根据《史记》，卫戴公死于自己的“元年”的，也就是前659年，显然司马迁弄错了，这样的话卫文公在位就不足25年了，《史记》首先自相矛盾了。司马迁在对于列国的纪年是在马虎，错得太多，这个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载驰》诗中，许穆夫人表明自己回国是要“归唁卫侯”， “唁”在当时是有严格用法的：“吊生曰唁”，也就是说，被“唁”必须是活人。而《载驰》中的卫侯，历代注家都明确认为是卫戴公。因此，许穆夫人出发前和在路上的时候，卫戴公应当还在人世，至少他去世的消息还没有流传开来。因此，许穆夫人此行应该发生在前660年12月，即卫戴公去世之前。
　　第四，关于“芃芃其麦”的问题。
　　“芃芃”，茂盛的样子。“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按照字面的解释，就是许穆夫人驱车行走在原野上，看见麦子长得茂盛。它的引申义，是说看见麦子长这么大了还没收割，许穆夫人担心卫国人的生活必然困顿（麦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将困也）。通过这一情景化的描写，断定许穆夫人此行发生在第二年春夏之交，就显得颇为理直气壮了。
　　其实，对照一下《载驰》前面的“陟彼阿丘，言采其虻”，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这种情景式的描写属于诗经中“兴”的手法，是为诗人铺垫感情用的，不一定是实指。我们总不能根据前面的“言采其虻”，就推说许穆夫人在匆忙赶路的中间，还会有空闲爬上山丘去采贝母吧？再则，当时的时间是周历12月底，大体相当于公历11月底，这时候小麦已经播种了一个多月，春秋时期的气候比现在要温暖，麦苗已经出土并且长势旺盛，也大体符合实际情况。
　　
　　第三个问题：这次卫国之行对许穆夫人在许国日后的生活有何影响？
　　许穆夫人的这次“搏出位”，为她赢得了千载的令名，但是，如果我们能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设身处地地替许穆夫人着想一下，你就不禁要替为夫人日后的生活捏一把汗了。
　　这次卫国之行，无疑在许国朝廷制造了一次剧烈的政治地震。我们看看许穆夫人对许国群大夫的说话吧：“视尔不臧，我思不远”，“视尔不臧，我思不閟”，如果说这还只是各执己见的正常争论，那么，“许人尤之，众秭且狂”，这简直就是夫人在声嘶力竭地厉声痛斥了——痛斥的范围是全部“许人”。
　　《载驰》中提到的争论和对峙双方，是许穆夫人自己和许国的群大夫。这背后还有一个敏感的问题：许穆公本人的态度如何？无论是作为一国之君，还是作为夫人的丈夫，许穆公本人都是避不开这场政治风波的。在尖锐对立的的夫人和群臣之间，他会是怎样的立场和态度呢？
　　对夫人明确支持的立场几乎可以排除。作为一国之君，如果旗帜鲜明地支持许穆夫人，穆公的第一反应就应该是立即调动军马去援救卫国，而夫人回国吊唁根本就不会成为问题。
　　严厉禁止的态度似乎也不大可能。如果穆公因为夫人回国吊唁的态度而大发肝火，夫人要想擅自出行，可能根本就走不出许国都城。即使走出，如果许穆公对此深恶痛绝，当时的卫国已经处于亡国的边缘，穆公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采取休妻等激烈手段，但历史并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载。
　　沉默，是许穆公最有可能采取的态度。对于夫人，他能理解那种心忧故国、怀念亲人的自然情绪，对于群臣，他也能理解那种小国之人战战兢兢生存的合理心态。那么，对于夫人的毅然出行，他似乎不会支持也不会明令禁止；对于群臣的抗议和前往拦阻，他同样可能是没有支持也没有禁止——这好像是一种放任和不负责的做法，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文化和政治环境下，他的沉默，在群臣看来，几乎可以被理解为对夫人的过渡软弱和放任；在夫人看来，同样可能是一种懦弱甚至背叛。
　　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只有许穆公采取这样的姿态，穆公、夫人、群臣在此后的日子里才存在和解的可能，许国各种力量之间继续共存和合作才有了必要的缓冲的空（虽然弥合之艰难是可以想象的）。
　　这，也许正是穆公最难能可贵的地方，也是本文描写这一历史事件时假设的许穆公的状态——一种有点善意和理想化，但又基本可以说得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