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商 纣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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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歌人物 - 论 商 纣 王
论 商 纣 王
 
作者:王革勋  加入时间:2012-11-19 19:46:18
 
论 商 纣 王
(1997年12月)
 
商纣王在商朝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谈论商朝离不开商纣王,因为他是大有作为的最后一代国君。如何评价商纣王,关系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前进。古住今来说这个历史人物,大致都摆脱不开暴君的范畴,许多史书与文艺作品,均将他描写成残酷暴虐的典型。主要罪名是:听妇人妲己之言,杀大臣比干,囚文王姬昌,
生活上搞肉林酒池,不祭祀天地。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看来,这是很不公平的。然而历史书籍竟然如此流传下来。
所谓最早的“历史文件”,莫过于《尚书》即《书经》。它说:商纣王错乱天命,纣王的哥哥微子启专门写了文章,并且告诉他们的叔父比干和箕子。还说,商纣王砍开涉水老人的膝盖骨,挖了贤人比干的心,光听从妇人妲己的话。
    司马迁写《史记》,基本上照抄《尚书》,对商纣王的罪名尚有追加。《史记》说:商纣王喜欢喝酒玩女人,宠爱妲己,听妲己之话,不重视祭祀鬼神,把酒贮存到很大的池子里,将肉堆挂的象树林一样,使不穿衣服的男女互相追逐,昏乱朝廷,暴虐无道,杀了少师比干,囚禁太师箕子,迫使哥哥微子出走,不祭祀祖先,不用先王的儿子和自己的兄弟,却委奴隶以重任。
    明代人许仲林写的(另有人考证系陆西星所作)文艺小说《封神演义》,更是变本加厉地为商纣王罗列宜扬为“十大罪状”,以故事性的夸张手法,把商纣王写得一无是处。说他“外乱朝纲,内宠妲己,敢于直言批评国君的人被剖心,为国尽忠的人遭炮烙,将姬昌囚禁羑里。使微子启被迫出走,吃官人的肉,同妲己一起,不分昼夜公开宜淫”。不仅舆“暴君论”之大成,甚至将商纣王描写成衣冠禽兽。可以说,从《尚书》、《史记》到《封神演义》,都对商纣王持完全否定态度。至于有关的电视剧、演义馆、文化城、纣王宫,那就更不用说了。
近些年有的报纸、史书撰文,虽然承认商纣王在历史上对我国东南地区的开发有一定的贡献,这是个进步,但是在主流方面仍认为“商纣王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说他贪酒好色,横征暴敛,经常和奴隶主贵胄们,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制定一系列惨绝人寰的酷刑来镇压人民,欺辱臣服于商朝的属国,纣王的种种暴行激怒了被压迫的人民,出现了商军阵前倒戈的举动”。有的学者居然把商纣王讨伐东夷,视为穷兵黩武的侵略行为。那就更是罪加一等了。
不过也有的书籍对商纣王采取两分法,既肯定他讨伐东夷,经营东南有功,又认为他滥用职权,宠妲己,杀比干,囚姬昌,酒池肉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这比古代史书和文艺作品进了一大步,叫做“功过参半”。
 
    应当指出,对如何评价商纣王,早有争论。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议,很多人不相信有关史书的记载。
春秋时代,孔子的学生,河南浚县人端木赐就说过:商纣王的不好,未必像传说的那样厉害,是因为君子鄙视坏人,把天下不好的事都集中到他身上了。
战国思想家,山东邹城人孟轲,还从正面肯定,商纣王有善改,并且不相信武王伐纣的情节。他说:商纣王距武丁年代时间并不长,武丁流传下来的好风俗、好政治,都还存在。如果全信书上记载的话,就不如没有书。我对于武王伐纣一事,只信它两三分,其它都不相信,既然周军所向无敌,那战争中流的血怎么能将石臼中的碓杵漂起来呢?
宋朝人罗泌认为:说商纣王大造宫室,筑肉林酒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将商纣王同夏桀王说的一模一样,夏桀王的罪恶就是商纣王的罪恶,这都是出于模仿。实际上形成一种模式:夏桀王有肉林酒池,商纣王也有肉林酒池;夏桀王宠信妹喜,商纣王宠信妲己;夏桀王囚禁成汤,商纣王囚禁姬昌;夏桀王杀关龙逢,商纣王杀比干。台湾学者柏杨说过,像是从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就连炮烙之刑,本是夏桀王发明的,也硬给商纣王安到头上。说明周朝的宣传家造谣惑众,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不择手段。
    宋代另一位人士李慈铭认为:从各种史籍来看,商纣王的罪行,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候,拘押文王,比起后世的暴君,还算不得罪恶深重。
    近代史学家顾颉刚撰认为,现代传说的商纣王的罪过,是层层积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他考证以后认为:妲己的形象,得自西汉末年的《烈女传》,纣王淫暴的情节,源于周人为达到宣传目的所进行的人身攻击,并被后人尽情扩大。换句话说,加于商纣王身上的所谓“罪状”,多为不实之词。
    我国伟大的历史、考古学家,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一九五九年六月来安阳考察时,曾题诗为商纣王鸣不平:“我来洹水忆殷辛,统一中州赖此人。百克东夷身致殒,千秋公案与谁论?”,指出商纣王大功一件,就是统一中原神州。大有翻案之意。故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一九七七年访安时,评他的诗:郭公翻案话殷辛。
 
问题在于正本必须清源。只要认真研究一番中国的史料,就不难发现,原来“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毛泽东语)。实际上“中国没有一部清清楚楚正正派派的史书。所谓正史,不过是一大堆鬼话连篇的史料,写史书的,除了歌颂权势外,别无他念”(柏杨语)。“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做史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然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鲁迅语)。“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他,批判他。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就是毛主席倡导的唯物史现,单靠抄古书看待历史人物,是很不准当的。
    先以《尚书》而论,相传为孔子所撰,然而古文今文《尚书》都是伪书,怎能作为真正历史的依据?(古文尚书),据说是汉景商的儿子、曾经做过淮南王、鲁共王的刘余,从孔子家的墙壁中发现的,系用古文字书写,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此人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而汉武帝之子汉元帝年间,刘向所收藏的《古文尚书》,三个版本都不相同。汉武帝的祖父汉文帝时人的伏胜,也称秦始皇焚书时,将《尚书》置干壁中,而后献出,名曰《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与刘余同为汉武帝时人的孔安国,也献出了《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又有不同。我们今天看到的《尚书》,是《十三经注疏》集成的古文今文尚书合编本(内今文尚书二十五篇),据考乃东晋梅颐所伪造。所有古文今文尚书.自三国以来,已被历代学术界定为伪作,宋代朱熹,明朝梅鼙,清掌国若琚、魏源、龚自珍、康有为,都认为尚书是伪书。有关商纣王的记载,即便有一句两句属真,也是源于周朝的恶意宣传。以商纣王的命名而言,他本名受德,商号辛王,受德在世之日,并无纣王其名,这是周朝灭商之后,周式王强加于商辛王的,意在万恶不赦,这种历史有何真实可官?
    再说《史记》,既然《尚书》是后人的伪托,本身就不准确,那么司马迁写《史记》,照抄《尚书》能够真实吗?有人说司马迁是秉笔直书,奉为史家典范。倘真秉笔直书,能把汉高祖刘邦写成是人龙结合而生的“龙种”吗?因为他也在吃汉朝的饭,就得美化汉朝。他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不平的话,即被汉武帝处以宫刑,挖掉全部生殖系统,试问他能秉笔直书吗?何况司马迁同所有史学家一样,写历史人物部是沿袭旧的框框,以成败论人,“胜者为王败者贼”,凡成功的一切都好,凡失败的一塌糊涂,商纣王是亡国之君,自然过错深重,周武王是胜利之酋,一切功德无量。只有这样,似乎才会合乎逻辑。《战国策》”李斯说秦王篇”中说周伐商时,商纣王的军队把淇河、安阳河的水都喝干了,这能是真的吗?国民党军队八百万,人民解放军六百万,谁见过喝干一条河,无非是信口雌黄,借题发挥而已,居然也有人握引这些谎言著怍史书,西汉末年有个王莽,史学家班固、班昭兄妹写《汉书》,把王莽说的很坏。毛泽东讲:“班固、班昭他们吃的是汉朝的扳,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的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即是对王莽,也有个成败论人的问题,王莽不失败,他们会把他写成那样坏吗?晋朝、四川人陈寿写《三国志》,原本扬曹魏抑蜀吴,将曹操写成好人。南朝末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他为了影射北朝的非正统,才将称雄北方的曹操写坏。到了南宋,唯心主义理学家朱熹,不满辽金,以南宋偏安自喻,视刘备为正统,提出帝蜀寇魏,把曹操当做贼。明朝小说家罗贯中,也不满明代北方的一些民族,就根据裴松之和朱熹的观点,以影射手法写成《三国演义》,将曹操写为更坏的人。陈寿生活在恶代,不得不把司马炎篡魏的事写成“禅让”,他要真写篡魏,晋朝皇帝是不会允许的。再者,三国只有汉,没有蜀,陈寿写《三国志》把人家的国名给改了,这种历史怎能让人相信?由此可见很多史书的记载是不正确的,因此,以它为根据来谈论人物的是非,是极不公正的。凡是照抄古书而评论历史人物者,大都缺乏以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客观态度。
至于反映有关商纣王问题的一些文艺作品,那更不足为训。鲁迅先生讲: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他们表面上借文艺形式吸引读者,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指桑骂槐,影射当时的社会腐败。明朝文艺作品《封神演义》,包括《金瓶梅》、《东周列国》在内,都是如此。正像电影、电视剧中的特有用语“这年头”,均系借题发挥,意有所指。《封神演义》是针对明朝中后期的政治腐败,借商纣王为题,揭露明朝统治者的罪恶。描写商纣王沉缅酒色,听信谗言,杀妻诛子,扰害百姓,制炮烙,造刑盆,杀孕妇,敲骨髓,揭露这样的暴君,就是警告明朝统治者引为鉴戒,如果君王任意荒淫,黎民必定离心高德,招傈杠稷的灭亡。它所揭露的腐朽政治,说纣王沉缅酒色,就很像嘉靖、万历皇帝的作风。说纣王造鹿台以敛财,就反映了明朝中叶以后人民负担过重,大批农民无法生存而被迫逃往西歧。《东周列国》明说周幽王、卫宜公荒淫无道,就是暗示揭露明朝统治阶段的腐朽和罪恶,写出明代豪富们的生恬是何等的腐败。此书作者冯梦龙本人,就曾上书朝廷,陈述当时的政治腐败情况。《金瓶梅》明写宋朝,实指明朝,通过恶霸、官、商三位一体的反动势力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暴露出明代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西游记》通过孙悟空,揭霉明朝的社会弊病,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正是通过《封神演义》等文艺小说形式,把作者心中想说而又不能明说的话,借题发挥说了出来。就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书中之言,皆作者欲吐之言,不可显著而隐约出之,不可直言而曲折云之”。
    所以,鲁迅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会意的人”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胡气,明则无较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历史现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唯一标准。也是辨别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客观依据。不然就无法对不同的历史观作出科学的判断。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起着推动的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起着阻碍的作用。按照这个观点评价历史人物,不是一般地看他的个人行为和动机,而是看他在伟大的历史实践中的大的方面和实际作为,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还是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它是社会发展的源泉,生产关系也对生产力起反作用,它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生产力前进中,是动力还是阻力,或者是破坏力,这也是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志,而封建文人和唯心主义史学家,是不懂得这一点的。在社会发展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杰出人物也有伟大的作用,杰出人物是指导思想的提出者和群众活动的组织者,虽然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是能在顺应发展中起巨大作用,能够反映时代潮流,体现人民的要求.促进社会的发展。评价杰出人物的作用,要作阶级、历史、客观的分析.历史上发生影响的代表人物,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所起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他们对历史发展,起着加速还是延缓的作用。要正确评价商纣王,就离不开这些基本原理。
    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根据生产发展、社会前进、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实事求是地评价商纣王。郭老说得好:“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旧案莫踟躇”。该翻的案就要翻,切忌犹豫不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代伟人毛泽东讲:“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他还讲:“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纣王被骂了三千多年了。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那么商纣王的案,就必须澄清历史真相,肯定他的历史功绩,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把颠倒了历史再颠倒过来。商纣王的功绩何在呢?
    第一,商纣王讨伐东夷,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商朝末年,居住在江准之间的夷人逐渐强盛,在商纣王曾祖父武乙时代,就不断向中原地带扩张,直接威胁商朝的后方。他的父亲帝乙就多次对岛夷和淮夷,进行过反击作战。帝乙九年,夷人即将大举进攻商朝,商纣王的父亲御驾亲征,居住在河南睢县附近的孟人,就中途截击商朝的军队,帝乙打败孟人,取得了胜利。次年商朝又出兵进攻东夷,到达淮河流域的攸国。帝乙十五年再征夷人,到达山东鲁西南的齐、顾等地。商纣王即位以后,继续对东夷用兵,花费了很大力量,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使商朝的势力到了长江以南的福隶沿海。特别作了徐州之夷打了大胜仗,擒获了大量的俘虏,当时徐州之夷是个大国,打了好多年,才把那个国家灭掉了。正因为商纣王灭了东夷,才把领土扩展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一带,才铲除了商朝的祸患,保卫了国家的安宁。这是一件亘古空前的大事情。商纣王功不可灭。
    第二,把华夏文化传播到东南,对中国社会发展是个重大的贡献。夏朝是中国第一个出现的国家,商朝是第二个国家。到了商朝,农业、畜牧业较之夏朝有了很大发展。农作物有了小米、大米、麦子、黍、稷,农田整倍方方正正。商朝祭祀一次用牲畜,少则四五百头,多则上千头,说明畜牧业发展很快。商代手工业特别是青铜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安阳殷墟的铸铅作坊面积,在一万平方米以上,能铸造一两吨重的大铜鼎,并使用铜贝作货币,仅武丁妻子妇好墓中就出土陪葬青铜器四百多件。尤其到了商朝末年,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中原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产品,到了东南沿海地区,而东南沿海一带的海贝、龟甲、鲸鱼骨也交换到中原地区,既可当装饰品,又能做货币用。最突出的,商朝有了严密规范的文字甲骨文,单字近五千个,对祭祀、占卜、写作、信息交流起了重要作用。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世界的文明史上都有着大的影响,占有重要的地位。商朝经营东南之后.中原的先进文化成果自然传播到这些地方,无疑对当地生产、社会发展,是个极大的推动,促进了民族融合,巩固了东南和中原的统一。郭老的诗讲的最贴切: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渐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
    第三,解放大批奴隶,促进了商朝的生产和社会变化。商朝原先,对奴隶是很残酷的,祭祀天地要杀奴隶,祭祀祖先要杀奴隶,奴隶主死亡要奴隶殉葬,建筑宫殿、家庙也要用奴隶奠基,奴隶不如牲畜的价值,可以任意宰杀或活埋。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早期商代遗址,郑州二里岗的中期商代遗址,都有奴隶主把奴隶杀死和活活埋人地下的情况,甚至奴隶主把砍下的奴隶头颅或身体与猪、牛等动物,埋在灰层和窖穴里。安阳殷墟的发掘表明,晚商奴隶主阶级对残害奴隶最为野蛮。商王贵族陵墓区,就有数以千计的人殉葬,杀人祭祀坑,一座大墓内就杀害三百六十个奴隶,被杀奴隶多数不到二十岁,有的还是儿童。商王建筑一座宫殿,先挖好基址,将儿童与狗一起埋入,作为奠基祭品,立柱以前也要埋人奴隶,作为贡献,安门之前,在门植的前后左右,再埋奴隶一至三人,作为手执盾牌的守卫者。若建宗庙落成以后还要再杀几百名奴隶,和车马、牲畜一起埋在建筑物周围,好为死后的奴隶主服务。仅安阳发现的几个屠杀遗址中,被杀奴隶就达五千人以上。但是到了商纣王时代,这种情况大有改变,一般不再屠杀奴隶。就是抓来的俘虏,也不杀害。一是让他们从事田间劳动,进行集体生产,二是让他们参加军队,用俘虏补充兵源,履行征战和守卫之责,商纣王讨伐东夷打了胜仗,俘虏东夷人以兆亿计。古制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一兆就是一百万.十兆就是一千万,这么多俘虏都不杀,而是组织他们劳动和从戎,就是商纣王的一大功德。牧野之战中大批俘虏倒戈,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反证。郭沫若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观看殷墟圆形殉葬坑后,写诗道:“雨中踏寻王裕口.殉葬惊看有众奴,殉者为男皆少壮,少者年仅十五余,全躯十三骷髅四.纵横狼藉如羊猪。此当尚在殷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驱。”主要意思是说,这么大规模的残害奴隶,都是在商纣王之前啊!说商纣王太暴虐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倒是奴隶解放的前驱,解放了大批奴隶的生产力,促进了商朝生产的发展。
    第四,囚姬昌于羑里,维护了商朝西部的领土完整。商朝与周人的激烈矛盾,源于周人的向东扩张。出于保持商朝稳定,巩固西北边防的需要,才囚禁了周文王。周人本为羌人,原居陕西彬县垦荒定居,不过是个小部落,后来南迁到歧山县一带,他们称为周原。从周入祖先古公直父(后追号周太王)开始强盛,改习俗,建宗庙,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姬直父生三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奔往江南,即后来的吴国。三子季历于武乙三十四年,向商朝进贡,三十五年进攻位于陕西、宁夏、内蒙结合部的鬼戎,文丁二年攻击燕山一带的燕戎,四年又攻外蒙境内的余无之戎。商朝此时任姬季历为畜产部长(牧师),负责管理全国的牲畜。文丁七年姬季历破始呼之戎,十一年又打败翳徒之戎。姬季历竟然忘乎所以,目无国君,被商纣王祖父文丁所恶。到了公元前十一世纪,姬昌(也就是后来被周武王追封的周文王)被商封为西伯侯,即三等诸侯周国的首领。姬昌的周国作为商朝的属国,先控制了同是商朝属国的从山西平陆到陕西大荔一带的虞、芮两国,往西灭了商的属国甘肃灵昌县密顶国,又灭了陕西兴平附近的犬夷,和西安西南的崇国,以后又将周人的居住地从歧山迁到祟国境内,号曰丰邑。往东进攻到河南沁阳的邗国,和山西长泊的黎国,已经危及商朝的千里之邦,严重威胁京都(朝歌)的安全。在此种情况下,商朝岂能坐视不理,为了制止周人的东扩,巩固西北边防,纣王遂将姬昌囚禁到河南汤阴羑河之南,试问那个大国能容许它的属国或者一个省,敢将地方的军队开到首都附近,不要说是商纣王,就是其它任何一国的国君也是不能接受的;囚禁叛逆的属国头目,商纣王何罪之有?!不但囚禁合情合理,就是照例像他的先人姬季历那样被杀掉.也不为过。可惜商纣王没有看穿姬昌的阴谋,通过送财进宝又把他人回陕西,而后不久死去。岂知周人亡商之心不死.姬昌的儿子姬发(周武王),接着又拉拢其它诸侯国,九年会盟孟津,继续反商,十一年纠合陕西、湖北,以及川鄂边、川陕边的庸、蜀、羡、徽、卢、彭、濮等八九个小国,乘商纣王的军队主力在东夷前线,大后方空虚之机,打着举义的旗号,渡黄河而北,牧野一战终于灭商。并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为诸候国殷。但是亡国的商朝人并不屈服.武庚联合原商朝后国奄(山东曲皇)、薄姑(山东博兴)和徐夷、淮夷的十七个国家,加上周朝的管国(河南郑州)、蔡国(河南上蔡),共同起兵反周,后被周公旦镇压了下去,如果商朝人民不拥护纣王,怎么会在他死后有那么多人加入反对周朝的造反队伍东山再起?联系到当初囚禁姬昌,与其放虎归山.何如及早除之?!
    第五、清除内部隐患,镇压了商朝上层的反对派,商纣王时代既有外患,又有内忧。外患是周人诸侯国的扩张和进逼,内忧有国内上层存在政治反对派,这给他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反对派就是比干、箕子和微子。早在当初确定王位继承人时,王室内部就存在意见分歧,帝乙决定立帝辛(子受德),也就是商纣王,而箕子(子胥余)他们主张立微子(子启),最后当然国君说了算,商纣王掌权后,比干、箕子、微子三人勾结在一起,唯恐天下不乱,联合讨伐商纣王,形成政治反对派。加之商纣王蔑视陈规陋俗,不顾贵贱高下之分,娶奴隶的女儿妲己为王后,并且委任地位低下的奴隶以要职,本属革新社会的进步措施,却总遭到三人反对派的无端攻击。就以私人生活而论。姬昌作为三等诸侯国的头目,居然拥有一百个儿子,不知娶了多少妻子,但却无人议论,而商纣王身为大国之君,不过喜爱一个妲己,竟然构成滔天大罪遭到责难。箕子当了国君的第一助理兼山西太谷一带的四等诸侯国首领,比干当了国君第二助理,微子当了山西潞城一带的四等诸侯国首领,都不满意,还要捣乱。商纣王不镇压他们才是怪事,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周人在商朝的内应,于是商纣王杀了比干,囚了箕子,微子畏罪逃跑,他们也实在是咎由自取:如果不是这样,商纣王就难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更不用说对付周人的扩张了。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讲的很透彻;为什么纣王灭了呢?除了“征伐东夷俘虏太多,消化下了,俘虏政策做得不太好”造成失败以外,再一个原因,主要是商朝内部出了“反对派”、“汉奸”,代表人物就是比干、箕子、微子三人”。他讲: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他这个国家为什么闹分裂.就是因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现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所以“纣王反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里通外国”。而“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纣王失败了,也是个英雄。用郭老的话讲;“武王克商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躯.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雀巢周鸠居”。武王虽然胜了,属于投机侥幸,殷人创造的灿烂文化,却被周人取而代之.商纣王的胜利果实被周武王侵吞,难怪后人不平。
第六,商纣王打下了中华民族大统一的基础,他是统一中国的最早奠基人。由于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东南,加速了中国历史前进的历程。商朝由原居黄河中下游地带,拓展到具有广大辽阔的疆土,商纣王时期的统治区域.已经拥有如今的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江苏、安徽、内蒙、宁夏、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达十七个省区之多,从江西、江苏、湖南、陕西、四川出土的大量商代遗物,就是生动的历史证明。另外还有很多臣服于商朝的少数民族。所以郭老在安阳写诗:“秦始皇帝收其功”“同伦同轨复同书一谁如溯探其源,实有殷辛开其初”“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他还说:“商纣王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是不可淹没的。有一个很宏大的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史家所抹杀,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是郭老从研究甲骨文的卜辞中,经过考证得出的结论毛主席也说:“商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这就是说,先有商纣王的十七个省区的初步统一,然后才会有秦始皇三十六郡的大统一,商纣王是最早统一中国的创始人,他的功劳大大超越周武王。商纣王为中华文明的统一,为中国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建立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
如果说商纣王有所失误的话,那就是战略处置不当,俘虏工作没做好,镇压反对派不彻底,不应该释放姬昌。其余都是周人放毒,无事生非。说到底,商纣王是一位有功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英雄,他是中原大王朝疆土的开拓者,华夏文明的传播者,奴隶解放的先驱,中华民族统一的最早奠基人。他一生的实际作为主流,对推动中国生产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这就是真正的历史。秦始皇后来统一六国,当时被认为是侵略行为,而他实际留给人们的,乃是强大统一的中国,对于秦始皇的功劳,后人已有评论。同样,商纣王创建的丰功伟绩,更有历史所鉴证,名垂中华,永不可灭。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鲁迅先生有句名言:“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的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事实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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