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些史料记载，帝辛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荀子·非相篇》说帝辛"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 《史记·殷本记》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其在位期间，重视农桑，国力日强，而且平定东夷，并且把中原文化传播到了江淮流域。对内革除弊制，不对奴隶进行屠杀，而是给予一定自由，甚至能够参加军队（牧野之战就是明证），可以说是积极进取的。

    可是帝辛的改革却伤害到了一些旧有的利益者的权益，先是帝辛大起刀兵，据说灭国70余，这让别的那些小国的统治者感到威胁。而且帝辛改革制度，给奴隶自由，这让守旧阶层感到极大地不适应，他们宁愿在一成不变中腐朽，恐惧变革。因此，他们对殷商和帝辛是恐惧和仇视的，可是他们的力量太弱，无法对抗殷商，只有结盟起来。可是这就有个问题，让谁来做头呢？

    据史料记载，西周的某位祖先（古公亶父）曾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主动放弃故土，迁徙到了岐山。后来的史书把这赞扬成一种高尚的美德，可事实是，如果抛开辞藻华丽的修饰，因为古公亶父胆小怕事，不敢抵御外敌，轻易放弃故土，这种行为显得无能和懦弱（无法想像这居然被人美化成一个高尚的美德）。

    有这种软弱记录的部族，显然比较让人放心，所以大家都共推周部为尊，而周文王也是积极得党同伐异，居然三分天下有其二，可是姬昌似乎深得古公亶父的遗传，就这样也不敢和殷商开战（后来史书把这修饰为不做叛臣，想想一个臣子居然有2/3的天下，实在不是一个众臣的做法，荒谬而不合逻辑）。

    而姬昌故亡后，姬发继位，这位武王比其父要胆大些，居然敢会盟诸侯，可是因为某些胆小的诸侯国没来（可能是还没感到太大的威胁，对殷商侵蚀的恐惧小于反抗的欲望），这家伙居然说出口的话又反咽下去，居然上表给殷商赔罪。又过了几年，姬发似乎感到时日无多（貌似伐纣完第二年就死了，所以有了著名的周公辅政），准备生前干票大的，终于有鼓起勇气再次会盟诸侯，这次可能所有的诸侯都感受到殷商的威胁了，全都来了。终于大军直压朝歌。

    据史料记载，这会盟的“天下诸侯”好不容易才凑够4.5万人，而殷商却轻易武装了几十万奴隶（虽然可能不到，中国史书实在春秋笔法，数字都太虚幻）可见殷商国力之盛。要知道，西周这时候可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这也是帝辛改革的功劳，给与奴隶一定自由，让他们当兵。而“天下诸侯”守旧而不知变革，才能拼凑个几万大军（可能都没有）。

    几万对几十万，周军劳师远征，商军以逸待劳，大家想想回事什么结果？

    坏就坏在这是帝辛刚刚征战回来，军队里肯定有一些新的奴隶兵（可能来自本来的统治者），这些人必然极度不喜欢失去昔日光彩，所以就在阵上搞动作,而几十万人（数字可能夸张了很多,为了体现周军以寡敌众的威猛，以及突出帝辛不得民心）指挥上很不利，结果被一小撮不良用心之人给弄得战阵混乱（史书把这美化成奴隶军反戈一击，不过大家都知道奴隶是愿意做士兵还是做奴隶），最后帝辛兵败自杀。

    就这样，一场变革被守旧势力给生生扼杀，中华大地又退回到了奴隶不是人的般野蛮时期,不过企图用愚昧落后来约束社会发展总是不会成功的，后来的春秋战国经过剧烈的变革，终于进化成更文明进步的封建社会，而周代的守旧思想（周礼)蜕变成儒家思想，继续毒害中华数千年（个人并不反对儒家思想，只是认为儒家思想有好的有坏的，以为否定或继承都不好，儒家学说虽然出自守旧的周礼，可是在动荡变革的时代有了很多良好的改变，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传承）。

    而西周也不负诸侯的期望，刀兵入库，马放南山，消除了诸侯的忧虑，而天下依靠所谓的礼制来维持，可是当时四周的蛮戎夷狄可不吃这一套，搞得外族日益侵入中原大地，中华文明几乎断绝，幸好有齐桓公，管仲的变革，才维系住了中华，这是别话。

    而事实上殷商子民绝对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有人为了“不食周粟”而饿死，有的为了保留住遗脉甚至远走异域（因此有了箕子朝鲜）。而留在原地的商人也在反抗（帝辛之子武庚的叛乱）。不过最后还是失败了。

    周朝还无情的剥夺了“商”的国名，国灭嗣绝的同时，周人还残忍的剥夺了商人的土地，想饿死他们，可是不屈的商人却转而经商，从而养活自己（殷实商人，大家可以随意畅想下），而周为了迫害商人，又把“商”列为最低一等，轻商的思想出现了。

    而灭商之后，周人做的也不是史书装裱的那么良善，之前被帝辛灭掉的国家也没能复国，而是分封给诸子弟，天下大半诸侯居然是姬姓（不过终有报应，最后相互攻杀，死伤无数），而周朝王室和诸侯们又过起了奴役同类的美好生活，到了后来连续几个废渣的王让周朝中落，诸侯有机会出头，终于引发动荡，最后结束了周朝。
 

    扒开史书给史实糊上的伪装，揭开外面的金玉，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脱离了过去束缚中国几千年的腐朽制度，抛弃了愚昧的史观，我们就该从合理的角度来看中国那过去数千年因为某些原因显得荒诞不羁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