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辉市比干庙前比干像

　纣王剖比干之心　

　　记载比干死因最早的书是《尚书·周书》。那上面说：“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古今文尚书全译》，江灏、钱宗武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剖贤人之心”这5个字似嫌模糊和笼统。因为殷有“六七贤圣”（明崇祯福建道监察御史孙徵兰所书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文），纣王剖的到底是哪一位贤圣的心，为什么要剖贤圣的心呢？都没有说清楚。

　　到了《史记·殷本纪第三》上面，就记得较为详细了：“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这段文字中，才正式将“贤人”指为殷比干。

　　明人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是根据《武王伐纣平话》又掺进去许多民间传说而成的带有很多虚构成分的神怪小说。书中把纣王剖比干之心这件事描绘得更加精彩绝伦，煞有介事。后来，又有许多向官的民间传说也都是从《封神演义》这部书中衍生出来的。

　　看来，比干的死因基本上出自《尚书》、《史记》、《封神演义》以及民间传说。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分析比干之死，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疑窦。

　　我们先简略了解一下《尚书》、《史记》、《封神演义》在叙事上的真实性。《尚书》最早只叫《书》，汉代才称《尚书》。《尚书》原有3240篇，孔子删为140篇。《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34年丞相李斯奏请“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可见，《尚书》经过秦火和秦末的战乱，所存原文已经寥寥无几了。以后的所谓《尚书》，据史学家考证，都属秦末和汉代的儒学门徒们伪造出来的，并非真正的《尚书》。故《尚书》又称《伪孔传》（见《古今尚书前言》）。因此，书中的许多东西都是以孔子的观点站在周人的立场上说话的。难怪书中特别是对殷末周初的叙述，以颂周骂纣者多，扬纣抑周者少。

　　同样，一部作为中国纪传体通史的鼻祖《史记》，其中所用材料“残缺盖多”（《史记索隐后序》）。大概司马迁编写此书时，由于搜集资料艰难，为了急需，只好“访寻异闻，以成其说”（见《史记索隐后序》）。而且，有些只能是“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史记索隐后序》）。

　　《封神演义》基本上“是一部神话小说，它所写的是殷周斗争，但并不符合于史实，其人物和情节，都是幻想出来的”（《800种古典文学著作介绍》，黄立振著。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版）。鲁迅先生也批评《封神演义》“其根柢，方士之见而已”（《鲁迅全集》1987年版第八卷）。书中荒诞的成分多，经不起考证。比如，民间传说根据《封神演义》中比干之死又衍生出比干被剖心后去殷都朝歌以南百余里的心乡安心之事，完全是后人附会的。据《新乡县志》记载：“至周初，新乡这个地方属西周王朝管辖，称鄘。至隋，并入获嘉，称新电乡，后归汲郡，改称新中乡。之后，又改称目今的新乡。”看来，比干被剖心时，还没有“心乡”，比干怎么会去“心乡”安心呢？

　　比干是否因“犯颜直谏”而惹恼了纣王才遭到杀身之祸的呢？

　　比干作为一个纣王朝的股肱大臣，又是纣王的叔父，在辅佐纣王时，理所当然地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运筹军国大事等大政方针上。但从《史记》特别是《封神演义》和有关民间传说中可以看出，比干却是听信了别人对纣王的流言造谣中伤后（特别是纣王的私人生活方面），竟然不加调查和研究，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就轻率地去找纣王发难。 

　　比干都听到了些什么话呢？

　　原来，这些流言都来源于纣王的反对派微子启、箕子等人。他们说，纣王自成为国君后，昼夜酗酒淫乐，不听别人的劝告，近女人，远贤臣，滥杀无辜。这样下去，我们殷商就要完蛋了！

　　如果当时比干理智、清楚、不糊涂，他很快就能够辨别出这是一种不利于君臣团结的诽谤之言，是不能轻易相信的，为什么呢？就拿酗酒来说，殷周时代，酗酒是一种时尚。《诗·豳（音宾）风·七月》：“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诗·小雅·鱼丽》：“鱼丽于罶（音留，捕鱼竹篓），鲿鲨（音尝沙）。君子有酒，旨且多（《诗经直解》,陈子展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据专家考证，那时的酒的浓度并不高，人们饮酒多数是为了解渴。因此说纣王淫乐，纯系诬陷之词。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比干被纣王剖心的时间问题。按《尚书》和《史记》所载应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进攻朝歌之前。然而，现在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卫辉市北郊比干庙前所塑的比干像上镌刻的比干卒年却为公元前1029年。这就是说，武王姬发攻克朝歌，纣王自焚之后又过了17年，比干才死去。因此，所谓的“纣王剖比干之心”纯属有意诬陷纣王的谰言。

　　纣王是否真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

　　纣王执政之初，已埋下严重的隐患，也就是继位问题。按照当时的王位继承法，是父死嫡子继，兄死无子弟继。但因帝乙的长子微子启“母贱，不得嗣”（《史记·殷本纪第三》，司马迁著。中国书店影印版1988年）。微子启未能继承王位，便耿耿于怀。于是就常在朝中散布诽谤、诬蔑纣王的言论。如他对少师、父师（殷商辅佐君主的官，一说为太子的老师）说：“少师啊，殷商在我们这一代就要灭亡了，怎么办啊！”（见《古今尚书·商书·微子》）微子如此嚣张地在人们中间散布不利于纣王为政的言论，但是，纣王看在兄弟情分上没有治微子的罪。微子又在周人进攻朝歌的前夜，秘密派人去西周请兵（《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陈晋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纣王又忍了下去，始终没有惩处微子。后来，微子自知有罪，偷偷逃跑了。

　　对于周文王姬昌，纣王同样采取怀柔政策。姬昌时代，周作为殷一个属国，竟然悄悄将其疆土扩展到离殷都朝歌以西百余里的黎地，对殷已经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但纣王只是将姬昌囚禁了一段时间，又将其放还，并没有处死他。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纣王是一位“资辨捷疾，闻见甚敏”，非常有才干而且宽宏大度的人。

　　试想，这样的一位国君，怎么会轻易动手杀死自己的叔父呢？所以，比干之死，应当和纣王无关。

　　那么，现在朝歌城内的摘心台的名字又是出自何因呢？原来，此台上古有摘星楼，传为纣王所建。因其高，故名。“摘心台”是后来的名字。这个名字大约和《封神演义》有关。许仲琳为了污辱纣王，将“心”和“星”混为一谈了。因此，“摘心台”的存在并不能作为比干被纣王摘心史实真实性的凭证。

　　比干既非纣王所杀，那么，比干的真正死因是什么？死后葬在何处呢？

　　《史记·殷本纪》上说：“武王于是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同拒）之牧野……纣兵败……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可以看出，周武王是在攻下纣都朝歌之后，才抽出时间来修葺比干墓的。

　　这里又有个问题，即武王为什么会在牧野之战后“封比干之墓”呢？原来，比干是武王的亲舅父。《诗·大雅·大明》上说：“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四书五经·礼记·第二卷·檀弓上第三》。中国书店影印1985年版）。”殷商挚国的女儿，曾从殷的近畿出嫁到周邦，做了周人的新妇。她和丈夫季历（古公亶父第三子）生了文王。史学家顾颉刚考证出《周易》卦爻辞中的“帝乙归妹”即帝乙（纣王之父）将妹妹嫁与周文王的事。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国际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其《西周史》中也说：“文王的母亲已是商人女儿，文王母、妻均来自商室（《西周史·商周间的关系》，许倬云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

　　比干作为周武王姬发的舅父，见到外甥发动的不义战争，挺身而出，或去牧野进行斡旋，而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比干死于激烈而残酷的战场上，这完全是有可能的。牧野之战结束后，周人才发现了比干的尸体。姬发只好先草草将舅父的尸体埋葬。当朝歌告破，整个战事停息，才修葺坟墓安葬比干。目前比干墓的地理位置，按照3000年前的时空来推测，应该是在当时的牧野战场上比干以身殉国之处或其附近。现在比干墓所在之地或许正好如此。 

　　这有可能才是比干的真正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