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家的箕子
　　
　　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见微知著。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衰象初显的时候，外表上轰轰烈烈，其实内囊却上来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堕极矣。”（王国维语）商朝的灭亡决不单单是纣王一个人的过失，而是整个国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堕落习俗里面去了，如历代王朝末世一样。
　　　　
　　当有人劝他离开殷商另谋高就。他说，我如果这样去做，是在“彰君之恶”和“自说于民”。于是，箕子佯狂而独自一人隐居在箕山，闲暇时候借乐曲《箕子操》抒发自已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当纣王闻知箕子近况，遂囚禁在今天一个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在那个地方构思出洪范九畴的伟大思想。
　　　　
　　这个洪范九畴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实在不得了。它阐述了行政方式、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是一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奠定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
　　
　　从洪范九畴的内容看，它涵盖了对自然世界、人身、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天文、历数、根本大则、做人德性、气候征象、祸福种类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但它决不是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一种经验积累。洪范九畴其实是就社会政治秩序对君王说话行为的经验总结。
　　　　　　　　
　　陈来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说，“中国上古的天启文献竟然全部集中于社会事务，这不能不说华夏族特有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精神。”
　　　　　　　　
　　社会秩序的得治是“洪范九畴”提出的真正目的，这与亚里斯多德提出范畴理论的本体论目的可谓是天壤之别。就目的的思维特征言，亚氏的范畴理论的提出，是出于一种“纯知识”的兴趣和好奇。而“洪范九畴”的提出则是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实用性需要。
　　　　　　　　
　　从方法的角度看，亚氏对范畴的获得方法和途径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在思维上具有思辩色彩，一种远离人生感觉经验的纯理性态度。这反映在范畴篇前四章内容。相反，洪范九畴是中国人对人生、社会实关怀而求得的经验知识。换言之，洪范九畴来自于经验方法。至少从分类就可视为“经验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