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中华文化第一“子”(上)
世世代代的朝歌民众，对箕子这位同
乡先贤非常崇拜和敬佩，唐代在朝歌
城南修建箕子庙，明代又修建三仁祠
朝歌三仁祠西厢房，挂着一块横匾“箕子馆”，迎门是箕子的塑像，南、西、北墙上，是一副长五丈四高五尺五的工笔彩色壁画。壁画撷取了商朝重臣、三仁之一箕子一生中的六个片段，表现了箕子波澜壮阔的人生。
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子姓，名胥余，官居太师。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在品性上，他是道德高尚的君子、隐忍求成的智者；
在文化上，他留下了《洪范》，是有可靠著作传世的中华文化第一“子”；
在思想上，他的五行学说、天人感应学说以及王道学说，是儒家思想和后代仁政思想的重要源头；
他开发古朝鲜，创立的“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统治了900年；
他的《麦秀歌》，是中国第一首文人诗；
他的《箕子操》，是中国著名的古琴曲；
据说围棋也是他利用箕子山（棋子山）的“磊落黑白石”发明出来的。
……
记载箕子的史料，最早出现在《尚书》和《周易》中，《尚书》还收入了箕子的《洪范》，而《周易》卦爻辞唯一提到的可靠的历史人物，只有箕子。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将箕子、比干、微子并称为“三仁”。朝鲜王朝的《三国遗事》、《东国通鉴》、《东史纲目》等重要史书，也都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箕子的史迹。
世世代代的朝歌民众，对箕子这位同乡先贤都非常崇拜和敬佩，唐代唐朝德宗贞元年间，河南淇县（殷都城朝歌）修建箕子庙（现淇县南关村路东庙胡同处），大诗人柳宗元专门撰写了《箕子庙碑记》。明正德年，又在朝歌城南门里路西修建三仁祠（现三仁祠巷），纪念箕子、比干、微子。
柳宗元一生写有著名的“十大碑记”，《箕子庙碑记》是其中之一，是他的散文名篇。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以他作为大文豪的洞察力和概括力，把箕子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正好又代表了他作为流芳千古的伟大圣贤的三项丰功伟绩：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
在国势渐微，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箕子
和比干、微子所采取的态度是截然不同
的，充分显示了隐忍求成的大智慧
柳宗元所说的“正蒙难”，是赞扬箕子身处殷朝末年那样的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的时代，自身虽然蒙受巨大的危难，却能够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又能理智对待，讲究策略，洁身自好，垂范后世。
商代末期，社会上浮华奢靡的风气流行泛滥，商纣王开始使用象牙筷子进餐时，箕子就感到太奢侈了，他进谏纣王：吃饭用象牙筷子，就不会再用土陶做的器皿，必将会用犀玉之杯；象牙筷子犀玉杯，必定不会再盛五谷之羹，就会想吃牦牛、大象和豹胎那样的山珍海味，就会想着把天下的珍奇宝物都拥为己有，再发展下去还会制造豪华的车子，建造奢华的宫殿，这样下去，君王那里还会振作精神处理国家大事呢？
后来，商纣王果然越来越沉溺于声色犬马，精神越来越萎靡不振，天天饮酒作乐，不思朝政，后来又发明了炮烙之刑，搞得天怨人怒。箕子和少师比干等人一次又一次地劝谏，纣王根本听不进去。
在此各种社会矛盾激烈碰撞，国势渐微，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箕子和比干、微子所采取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比干采取了“死谏”的方式，强谏三日不走，在纣王的宫殿外一直呐喊，结果把纣王激怒了，被纣王把心脏挖出来，壮烈殉难。微子看到社稷难保，带着些祭祀祖先的祭器，离家出走。箕子以其洞察力和政治智慧，对社会大趋势看得清清楚楚，但他从大局出发，从百姓生存出发，不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采取了非常现实也非常聪明的做法。他很少一味冒死指斥或劝谏，而是既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又善于保护自己，充分显示出隐忍求成的大智慧。也正是这种智慧，使他既坚持了原则又保全了自己的生命，使得他的政治生命延长了43年，从而为后来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提供了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
箕子知道，要想做成大事，首先要保证自己活着。有一次，纣王彻夜长饮而忘记了日期，就问身边的文武大臣，大家竟然都说不知道，于是派人询问箕子。箕子对自己的学生说，身为一国之君和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了日期，天下就要危险了；而一国之人都不知道日期，独有我却知道，那我就更危险了。于是就让门人告诉来人说他也喝多了，不知道是什么日子。
箕子又是个极端的爱国者，他始终忍辱负重维持着大局，维护着大商帝国，心系着国家的危亡和百姓的命运。比干被剖心，微子离国出走，有人劝箕子说，君王都这个样子了，你也该是离去的时候了。箕子说：作为臣子，君王不听你的意见就愤然离开，那是向世人彰扬君主的错误而宣扬自己，是取悦和笼络民心，对我们国家的灭亡推波助澜，我不忍心做这样的事情啊！
然而，历史是难以逆转的。后来，纣王发明了炮烙之刑，危险在一步一步逼近，箕子干脆披散着头发，假装疯了，和奴隶们混在一起，抱着一把古琴在朝歌城北的桑林中弹唱，抒发心中的郁闷。
就在武王伐纣，攻占了朝歌，国破家亡之后，箕子仍然保持了对故国的热爱，保持了高尚的气节和尊严。周武王仰慕箕子的政治才能，向箕子求教，询问：殷商为什么会灭亡呢？一个“亡”字深深刺痛了箕子，箕子非常不高兴地沉默不说话，因为他不愿意讲自己故国的坏话。武王这才感觉到自己失言了，赶紧改口问：怎样才能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这样，箕子才陈述了《洪范》九畴，以一个曾经的大国老臣、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的身份和口吻，向武王传授了治国方略。
周武王对箕子非常佩服和欣赏，要重用箕子，给他高官。箕子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带了5000个朝歌老乡，向东北方向进行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最后到达现在朝鲜那个地方，建立了延绵近900年的“箕子朝鲜”。
他的选择不是一时的决定，而是经深思熟虑的，因为早前他就对微子说过：殷商如果灭亡了，我绝不会作新王朝的臣仆。
在三千多年前，箕子这样的爱国情操，这样的气节和风范，是难能可贵的。就连其敌对势力的周武王也十分感叹，召集公族和群臣说：商纣王如果好好利用箕子、比干、微子，我们到现在就很难打败殷商，我们就还会困居在西北的穷乡僻壤；你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国有贤臣，社稷洪福也。
在中国，历来有崇尚舍生取义的文化传统和思维取向，大家都敬仰比干剖心那样的豪壮、屈原投江那样的悲愤，比干的故事比箕子流传得广，屈原的知名度比箕子高。当然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并不能磨灭箕子的哲人形象和智慧。在坚持原则、维护大局的前提下，历经磨难使自己渡过浩劫，箕子的超人智慧和隐忍求成的精神，也应该被我们所接受所敬佩所学习。
周王朝替代殷商后，箕子把自己的政治
理念和古人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传授
给周武王，流传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著名学者、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陈蒲清先生就提出“箕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子”，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被学界普遍接受。
所谓“法授圣”，就是说周王朝替代殷商后，箕子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古人历史的正面经验、反面教训加以总结，传授给周武王，流传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武王伐纣后，周武王仰慕箕子的才华，派人释放了箕子，并向他询问治国安邦之道。箕子给他讲授了“洪范九畴”。洪范九畴就是对中国政治影响深远的治理国家的九个方面的大法，即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徵和向用五福、畏用六极。箕子把自己的治国之道和盘托出，并非有意在周朝受重用当官发财，而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使之得以传承，以便开启一段新的历史。
箕子的《洪范》，被后人收入《尚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奠基之作。洪范九畴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政治制度、治国安民、自然世界、天文历数、行为德性、人生祸福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作为殷周之际社会巨变时期的代表人物，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可靠著作传世的思想家，箕子开了儒家思想的先河，可称为儒学的先驱，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理应当之无愧地被称作“中华文化第一子”。
《洪范》在中国政治哲学、思想文化史的地位非同小可，其中具有开创意义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 在中国历史上它最早系统地构筑了专制王朝的体制架构，阐述了行政方式、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九畴就是九类治国大法，既是理念，又是方法。比如他讲“八政”，具体地讲了一个国家需要设置的八种政务官员：一是管理食物的，二是管理财务货币的，三是管理祭祀的，四是管理水利的司空，五是管理教育的司徒，六是管理治安的司寇，七是外交事务的宾，八是管理军事的师。
所谓“三德”，是讲述君主的政治措施，要“正直”、“刚克”、“柔克”，强调要因时因地制宜，不要大权旁落。中正和平时期，就使用常规的正直手段；臣下蛮横不服管教，就采取严厉强硬的手段；百姓顺从听话，就采取宽大温柔的手段。
而“五纪”则是五种计时的方法，岁、月、日、星辰、历数，观察天象和季节，对于当时国家管理、君主行政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洪范》还阐述了“皇极”思想，即君主的基本准则；阐述了君主要怎么样处理好君民关系和君臣关系，怎么样解决疑难问题。他讲述天人感应、祭祀占卜，也都是从君主治理国家行政决策的角度，总结出一套系统的、全面的治国理念和纲领。
在商周之际，能够提出如此系统的行政大法，确实难能可贵，对其后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体制设置和统治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箕子阐述的王道学说是儒家和后代仁政思想的重要源头 《洪范》中最长的篇幅用来阐述“皇极”即王道学说，强调百姓和臣下要拥护君主，而君主更应该无私公正地处理与官员、百姓的关系，要爱护老百姓，把幸福赐给庶民，还讲述了怎么样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要想当好天子，就应当像做父母一样，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做天下臣民的君王，第一次提出了“父母官”的概念。
箕子作为儒家前驱，其思想上启夏禹商汤，下开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政”。后代的思想家很多继承、发挥了箕子的思想，引用《洪范》的语句为自己的学说服务。《左传》、《逸周书》、《管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等都引用过《洪范》的语句。
最先提出系统的“天人感应”思想 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哲学思想，箕子讲“庶徵”，最先阐述了这样的思想。他认为天子的道德、行为、政策措施，可以招致气象的反映，天上的风、雨、冷、暖，也会与人间的政治形态相感应。而其“五行”学说，更是不仅影响了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家，而且影响了儒家和其他各家，影响了古代哲学、政治、科技及古代各种术数。
首次提出“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 有学者提出，箕子作为思想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首先提出了“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 ，要客观公正、光明正大，不要偏颇，不要歪斜，公公正正，坦坦荡荡。所谓“五事”，讲君主怎么样通过言行举止对臣下对百姓产生影响：容颜应该恭顺，言论应该合宜，观察应该明白，听闻应该清晰，思考应该通达。君主谦恭，臣下就肃敬；君主要求合理，臣下就能尽职，把事情办好；君主明察，臣下就会井井有条；君主广泛听取意见，臣下就能进献谋略；君主思想缜密，臣下就颂扬君主的圣明。这样的正直公正的政治理念，成为以后各个有作为的君王追求的准则。
最早的“多数决”表述 “多数决”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观念，以往人们总认为这个现代民主观念是西方的舶来品。梁启超先生研究认为，“多数决”在中国古代就既有观念的提出，也有实践的例证。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发现的中国古代最早的“多数决”观念，恰恰是箕子在《洪范》中表述的。箕子在“稽疑”中讲，有三个人占卜，结果有分歧，其中两个人所得结果相同，就听从这两个人的说法。上古占卜与国政不可分，占卜就是政治，三人从二，箕子的表述不正是古代的“多数决”吗？
箕子还讲，有了重大的疑惑，就要用心思考，要与大臣商量，还要与老百姓商量，然后再进行占卜。天子自己赞同，龟兆赞同，耆象赞同，大臣赞同，老百姓赞同，这就叫做“大同”；天子、龟卜、耆象都赞成，而大臣、老百姓反对，也还算吉利；如果天子、龟卜赞同而耆象、大臣、百姓反对，就会对内吉利对外有凶灾；假如天子、大臣、百姓都赞成而龟兆、耆象反对，就不可轻举妄动，否则就会得到不利的结果；等等。这被现代学者陶希圣称作代表五个方面的“投票权”。“多数决”这一西方政治最根本的民主形式，早在三千多年前就由箕子做了清晰的设计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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