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古代文献和商代后期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殷都应有城墙。从甲骨文 材料看，甲骨文中如“邑”“南门”等记载也表明殷都筑有城墙。而目前考古上没有找到殷墟都城
城墙，除自然损坏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周王朝替代了殷王朝，使原有的殷都城墙遭到了人为的 破坏。
关键词： 殷都城墙 线索小屯焚毁一、殷都原本有城墙与偃师商城、
郑州商城、盘龙商城及垣曲 商城不同，安阳殷墟都城考古发掘６０余年，安阳站考古工作者还曾有意作过城墙问题的调查和试掘，但迄今未见城墙遗迹。这确实是件怪事，也就难怪成为殷墟都城否定论者重要的把柄。对此， 许多学者著文论证认为：殷墟都城原本无城墙，这个时期的都城根本不需要修筑城墙。殷墟未发现城墙，不影响其作为都城的地位和性质。对于这一问题，我持完全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殷墟都城 原本是有城墙的，只是后来被毁而今天无法见到而已。今针对以上说法，申辨如下：一些学者以春 秋战国时代始才普遍筑城，在此之前的殷墟不筑城墙，中国早期都城往往没有城墙，城墙不是都城 的主要标志①。我们认为，中国古城起源甚早，到了商代后期，都城建设已有很长一段历史了。因此这一时期筑城的技术、经验与物质能力都应是不成问题的。虽然中国大规模筑城运动发生在春秋 战国，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一代王都殷墟有筑城的可能。春秋战国时代的筑城，是除国都筑城以外， 地方大邑也普遍筑城，这是中国筑城史的发展与进步。在此之前，只有国都才筑城。在这点上，我们与有些学者的意见②恰恰相反。古代只有国都才设防，国都之外并不怎么设防，对于论者提出的“守在四境”、“守在四夷”，我们检读《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所记沈尹戍一番话的原文，实为沈 尹戍劝阻楚令尹囊瓦在郢地修城的说辞，故其所言必是有利于自己的理由，即知其是在于说明“苟不能卫，城无益也”的道理，而不是言古代城建事实。守在四夷、四邻、四境等，也许确实是古代 守备事实。但我们从沈尹戍的话中，看不出因守在四境而王都不城的意思。《周礼·夏官·大司马 》郑玄注：“古者军将，盖为营治于国门。鲁有东门襄仲，宋有桐门右师，皆上卿为军将也。”《 周礼·地官·大司徒》：“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而致其徒庶之政令，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国门。”《国语·吴语》：“（越）王乃命有司大令于国曰：苟在伐者，皆造于国门之外。”可见，古时一个国家的军队平时就驻扎在国门附近为营，一遇战事则集全国军队于国门之外。这也证明古代之时，只有国都设防，别处是不设防的。后世称都城为京师，也是只有都城有军队守备 之明证。也正因为如此，即殷墟都城有城防，而他处无城防，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役才能突破王国边 境防线后，大军长驱直入，略无阻碍，只是到了国都安阳的门户——淇县朝都城时才遇到商军而战。一些学者认为商代后期国力强大，殷都周围又有自然屏障和防御体系，殷都无须筑城③。这也不 堪推敲。都城有无城墙，与国力强盛与否无太大关系。汉、唐时代，中央王朝势力之强大，史罕有 比，然而其都城并未因此而不筑城墙。商汤灭夏之际，商人力克夏王朝，诸侯皆推举商汤为天下盟主，此时，商王朝是实力正强之时，然而还是在其新建王都即郑州商城周围筑以厚重墙垣。商代后期的某些时段，武力、国势固然强大，但从甲骨卜辞来看，外患众多，战争频繁，还没有达到无须筑城的地步。我们认为，城墙之于商代都城，固有其卫君守民的作用，但它已不仅仅是防御设施， 而且也是王都的象征，是城邦时代的国家不可缺少的标志。因此不能单凭武力的强盛而推测殷都不 用筑城。另一些学者以殷墟都城在王畿之中而其它商城在王畿边缘，故而认为其它商城有城墙而殷 墟无城墙④。这更有待商榷。商代后期，殷墟作为都城当然在王畿之内，位于天下之中，而其它商 城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处于王畿内的边远位置。这是都城迁徙的结果，也有疆域变化的因素。但我们不能否认，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在商代前期是作为都城出现的，应在当时王畿内的中心位置。 我们不能以商代后期郑州商城、偃城商城的所处位置而说其就在王畿的边缘。郑州商城、
偃师商城 既然在当年处于王畿之中而筑墙，殷墟都城在王畿之中又何以不须筑墙呢？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 古代国家中血缘关系浓厚，殷墟无须修筑像郑州商城、偃师商城这样对付外敌的军事设施，以此来 解释殷墟没有发现城墙的现象⑤。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中国古代国家的血缘关系固然浓厚，但作为城邦联盟时代的殷商时代，王都居住的不仅仅是商王族，还有与之联盟的众多小族。而分散于其外围的众多小族邑即“百姓”居于“郭”中。各自相对独立，各自森严壁垒。如果以血缘关系亲近解释一个族邑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是可以的，却不能解释殷都中众多宗族的既联盟又独立的存在方式。以商王室为主，商王族为了防御这些与之联盟的族邑，还是精心地设计了自己的居住位置，还是用了很大的力役挖掘大濠沟，与洹水一同构成保卫宫城的防御设施。而且我们注意到，濠沟的出现是在殷墟第二期，约相当于武丁之时，正是殷王朝文治武功鼎盛、国势强大之际。那种以殷商后期国势强盛不须筑城的看法，无法解释宫城的挖沟。试问：外敌既不须防，又何须防那些与之同盟 （按那些学者的说法是与之血缘关系亲近的同族）之人呢？王族既然建设宫城，看来防民守君是必 要的。那么，以商王族为盟主为中心的众多宗族联盟，为了防御敌人，在都城建筑城墙以防御外敌 ，更应该是可能的。至于一些学者根据殷墟宫殿区西、南部发现了与洹水相接而包围宫殿区的大濠 沟，认为，有洹河和濠沟的围绕已形成一个防御性的封闭屏障，因此殷都不必再筑城墙⑥。我们更 不认为这是正确的估计。因为濠沟与洹水围成的面积仅０．５平方公里，这在当年殷王朝辽阔广袤的版图上，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点，就是与今天整个殷墟遗址的面积相比也是颇为悬殊的。我们知道，偃师商城的面积约１．９平方公里，郑州商城约为３平方公里。以这两个商代前期都城的面积为基准，按常理说，后期都城应更大，何况殷墟是商代时间最久的都城，而且商代后期经济、文化的进一步繁荣昌盛和军事的需要，也为都城的“增其旧制”提供了条件。再比如湖北黄陂盘龙城是与郑州商城时代相当的商代早期方国城邑，然而其面积也在０．７５平方公里以上。难道说，商代鼎盛时期的都城倒不如一介方国的城邑规模大吗？这是有些说不通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小得可怜 的被沟河围绕的地带绝不是整个“大邑商”都城，而只是都城中的一部分即都城的中心——宫殿区宫城。整个都城应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四外扩展的一个大范围（但未必大至整个殷墟遗址），除宫殿区（包括宗庙区，即宫城）外，还有王陵区、平民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和都城居民居住区等。宫城有了这一沟河屏围，当然不用再筑宫墙了，但它代替不了都城城墙，也不能证明殷都没有城墙。 正如长期领导殷墟考古发掘工作的郑振香所云：“虽然殷墟这一商代后期王都有依河而建的特点， 且在宫殿宗庙外围环绕着防御性沟濠，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殷墟仅有的防御设施，也没有作为殷墟无城墙的依据”⑦。二、甲骨卜辞证据及文献记载线索殷都是有城墙的，虽然今天考古材料中无证据，但从甲骨文、古文献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线索的，并不是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古文字 、古文献中找不到殷都城墙的材料。首先我们从甲骨卜辞材料来看。
甲骨文“邑”字像城邑四围墙 垣下有人坐形，表示城邑中有人，正如《释名》释“邑”谓“人聚会之称也”。《说文·邑部》云 ：“邑，国也。”段注曰：“古国、邑通称。《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师。”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丞哉！筑城伊氵或，作丰伊匹。”可知 ，邑有国都、城池之意，并且在商代国都是称作“商邑”的，这与甲骨文中都城称作“大邑商”（《通别》２·１）、“兹大邑商”（《甲》２４１６）、“天邑商”（《甲》３６９０）、“大邑 ”（《前》８·１２·２）、“大商”（《粹》１２９７、“兹商”（《合集》２４２２５）、“ 兹邑”（《合集》７８５２）等是相一致的。从“邑”之甲骨字形来看，商代的城邑都是有围墙的 。一些边鄙关塞处的小城邑，如“东鄙灾二邑”（《合集》６０５７正）之“邑”，当也有城墙作 防。卜辞中有许多“作邑”的记载，如：戊子卜，贞：我作邑？（《合集》１３４９１）贞：王 勿作邑？……（《合集》１３５０６正）“邑”的主体建筑工程是修筑城墙，所以说，“作邑”不 妨看作是“修筑城垣”的记录⑧。“兹邑”是指出土甲骨文的所在城邑，即殷墟都城。作为都城的 “兹邑”也是“邑”的一种，是特指较大的邑。那它不例外地肯定也有城墙。卜辞“作兹邑”就是 指修筑国都城墙而言的，如：其作兹邑？四月。贞：隹龟令？（《契》１９２）“隹龟令”即“令 龟”，令龟即命龟。《周礼·春宫·太卜》：“大祭祀，则目氐高命龟。”《诗经·庸阝风·定之 方中》毛传云：“建邦能命龟。”可知，凡言“命龟”者皆国之大事，如盛大祭祀、建邦立国、新 王即位、征伐战争等。“作兹邑”要命龟，也当是重大事件，则“作兹邑”非为殷都修筑城墙者莫 属了。甲骨卜辞有：己丑子卜，贞：余又呼出墉？子辛辛丙商呼出墉？子止虫呼出墉？（《前》８ ·１０·１）甲申卜，我墉于西，多氏人？甲申卜，我墉于西？七月。（《库》１５０７、１５６ ２）张亚初先生认为，“出墉”即出城（或是出去筑城），由住在王宫区和都城中与商王同姓近亲 的多子族成员出入的城当是殷墟都城。“我墉于西”就是修筑殷都西面城墙⑨。为了进一步说明问 题，我们不妨作一下城门的推测。甲骨卜辞中“南门”一词屡见。我以为，此“南门”并非别的什 么宗庙或宫殿建筑上的南门，而是“兹邑南门”的省称，即都城的南门。因为卜辞中说到别的建筑物之门时，总要在“门”字前加上定语，或是建筑物名，如“宗门”（《合集》３２０３５）、“室门”（《合集》１３６１２正）、“庭门”（《合集》３０２８４）；或是先王庙号名，如“丁门”（《合集》１３６０２）、“祖乙门”（《屯南》１０５９）、“父甲门”（《合集》３０２
